就是这样一位所谓佞臣,在太宗时期却变化很大,不但不进谗言,而且逐渐开始关心国事,积极为治理国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诸官吏大多都有收受贿赂的行为,欲加惩治,但苦于无证据,就让身边的人去贿赂官吏以试探,刑部司一位小吏不知是太宗故意如此,就收受绢一匹,太宗下令处死。当时裴矩任户部尚书,知道此事后认为太宗处置不当,遂进谏说:“管吏受赂,罪本应死,但是陛下派人贿赂,这是故意诱使人犯法,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教大相径庭。”太宗听后十分高兴,为此专门召集五品以上朝官,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何忧不治!”太宗此言不仅是表彰裴矩,也是通过此事鼓励百官大胆谏诤。
裴矩前后判若两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旧史家的关注,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即标杆),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随矣。”司马光的这些见解确有合理之处,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高无上,君主的素质如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
唐太宗虚心纳谏的事在历史上成为美谈。
贞观初年,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旁边有一美人,这个美人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因庐江王反叛,被没入宫。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硅说:“庐江王无道,杀害其夫而夺其妻,暴虐之甚,如何不亡?”
王珪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不对?”
太宗说:“怎么能杀了人还要强娶其妻呢?你问我对不对是什么意思?”
王硅说:“我听说《管子》里有这样一件事: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郭国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郭国的国君喜欢善良而厌恶邪恶。’桓公说:‘像你说的,乃是贤明君主,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郭国国君喜欢善良而不能用,厌恶邪恶而离不开,所以就灭亡了。’这妇人还在皇上左右,我还以为陛下认为庐江王是对的。如果认为他不对,那就是厌恶邪恶而不能离开。”
太宗很高兴,认为王珪说得非常正确,立即把这个美人还给她的亲人。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愚昧。隋炀帝喜欢自夸,护短拒谏,臣下不敢犯颜。虞世基不敢直言,不能算很大的罪过。商朝微子装疯保全了性命,孔子称为仁。”
杜如晦说:“天子有诤臣,即使无道也不失天下,虞世基怎么能够因隋炀帝无道,不纳诤谏又不劝谏呢,身居重位而偷生,又不辞职离去,和微子装疯是不同的。虞世基身居重位而无一句谏言,应当处死。”
由于大臣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事事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揭示的问题不但深刻,而且涵盖面很广,唐太宗更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使得事事都按国家的需要去做,朝野上下,形势一片大好。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为了解全国的情况,要求裴寂等一班大臣积极上书言事,分析天下的形势,以确定国家今后的方针大略。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经济有所恢复,太宗认为东都洛阳的宫殿过于卑陋陈旧,于是下诏修复乾元殿,以备巡狩。侍中张玄素得知此事后,急忙上疏,提出“五不可”,要求停止工程。
张玄素在奏疏中称:“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毕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朝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仇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
唐太宗听张玄素把自己说得连隋炀帝都不如,心里很是气愤,他反问道:“卿以朕不如炀帝,何如桀、纣?”
张玄素据理力争说道:“若此殿工程兴起,所谓同归于乱。”
虽然张玄素的回答丝毫不留情面,虽然太宗一时下不来台,可是作为一个英明君主,唐太宗很快意识到张玄素的话是对的。唐太宗在张玄素一片良苦用心的感召下,终于以减轻人民负担为重,立即下令暂停修复乾元殿。
其实,张玄素尽管劝谏有功,但若换成其他帝王,或许他的建议未必有效。如果不是深谋远略的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他可能早已招来了杀身之祸。作为一国之君、百官朝谒的唐太宗能放下脸面,按理行事实在是难能可贵。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要求房玄龄不仅自己要向皇帝提批评和建议,自己也应该听取多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一个自己护短的人是不能够当好谏臣的,他积极按太宗的意思去做。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因韦挺、杜正伦、虞世南、姚思廉等上书提批评意见,赏赐了很多东西给他们,以示鼓励。唐太宗觉得为君不易,为臣更难,而做个好谏臣更是难上加难。
一次,他对臣下说:“做臣下有时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就要被杀,实在是皇帝的过错。你们能够不怕触怒我,为了国家和社稷,各自尽忠职守,指出我的错误,这是我的福分,更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希望你们能坚持,为国家尽献自己的力量。”
韦挺经常上书纠正太宗的错误,太宗不但不忌恨他而且对他很赞赏,认为有这样的大臣辅助,天下才能够大治。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准备巡幸九成宫。
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陛下高居帝位,安定天下,救济百姓,应该使自己的欲望服从百姓,不能让百姓来服从自己的欲望。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的行为。”言辞恳切周到。
太宗说:“我有气病,天气热了,病情就加重,不是喜欢游玩,我很赞赏你的诚意。”
太宗赐帛五十段。
桂州都督李弘节素以清廉著称于世,贞观八年,李弘节去世。太宗听说他家还有珠宝可以出卖,就在朝廷上说:“朝臣们都说李弘节清廉,可是听说他家人竟然在出卖珠宝,这样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清廉,简直是欺世盗名之辈,推荐的人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件事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不管是对死者还是推介的人都不公平,没经调查研究,凭道听途说就要治推荐人的罪,这分明不符合法律的程序。
魏征又怎能放过这样一个进谏的好机会呢,他立刻对太宗说:“陛下平时听说的是李弘节为官公正,又没有听说他收受财物的事,他家卖珠宝与他为官公正又不相违背,陛下怎么能因此处分推荐的人,这样做,会让天下正直的人都感到心寒。自本朝开国以来,为国尽忠、清正廉明、始终不渝的要算屈突通、张道源二人了。屈突通的二个儿子来京应考,只有共乘一匹瘦马;张道源的儿子因贫穷而不能自立,我没见到陛下有帮助他们的意思,而是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中。李弘节为国屡立功勋,陛下也曾多次赏赐,现在死了,他妻儿卖珠,能算有罪吗?更何况地方上没有人说他是贪官,还为他的死哀叹。陛下明知他为官清廉,不去慰问,反而因家中稍有资产便怀疑是贪官,连推荐的人都要处分,这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憎恨坏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沉一船人。何况陛下对好人的关心也不深厚。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如果有见识的人知道,会有所议论的。”太宗听后,拍着掌说:“议论真是精辟,见解独到,我没有仔细考虑就随便说出这样的话,是我的过失。李弘节的这件事就不要追究了。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可以各授一个官职。”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说:“我昨天往怀州,有人上书说:‘为什么经常派山东的人去搞修建,现在的徭役,不比隋代少,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田猎却很频繁,骄淫之主,现在又来怀州打猎了,忠谏不再到洛阳了。’四时田猎,是帝王的常礼,我到怀州打猎,与民秋毫无犯。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像这样的上书,简直是诽谤和咒骂。”
魏征说:“国家广开言路,所以上书的人特别多,陛下亲自批阅,是希望有可取之处,所以有人乘机宣恶言。臣下劝国君,要恰到好处,言语要委婉。汉文帝要去祭高祖庙,出便门,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拦车摘帽说:‘应该从桥上过,陛下如果不听我的劝谏,我就要自刎,用我颈上的血洒在你的车轮上,使你进不得祖庙。’汉文帝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说君圣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主不乘危险的船,广德的话应该听。’文帝说:‘晓谕别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于是就从桥上过。以此言之,张猛真是直臣谏君啊。”
太宗听了,转怒为喜。
魏征谏太宗的事例很多,且有很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太宗一一听从,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实现了贞观大治,如果没有虚怀若谷的性格,是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的。
魏征说:“陛下能够励精图治,那么三皇就可以变成四皇,五帝就可以变成六帝,夏、商、周、汉不足道也。”
魏征把唐太宗和传说中的理想君主相提并论,所以敢于犯颜直谏。任何人都有缺点错误,关键应看他是否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建议。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说:“臣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违逆,甘言而取容。我今发问,不得有隐,应依次列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都说:“陛下圣明,使天下太平,我们看没有什么过失。”
刘洎则说:“陛下拨乱反正,一心创业,实在功高万古,正如无忌等所言。但是前不久,有人上书,言语不合陛下意者,当面责问,使上书者羞愧而退,恐非鼓励进言者。”
太宗说:“这话很对,我一定改正。”
有一次,太宗发怒,下令杀掉苑西监穆裕,太子李治进谏,太宗息怒。长孙无忌说:“自古太子之谏,都是利用有利时期慢慢劝说,现在陛下盛怒,太子却犯颜直谏,古今未有。”
太宗说:“与人相处,自然染上对方的习性。自我登基以来,虚心容纳正直之言,有魏征朝夕进谏。自魏征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不断劝谏。太子从小在我的身边,耳闻目濡,染以成习,故有今日之谏。”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屡次发动战争开疆拓土,还大兴土木,百姓劳役越来越重,充容徐氏进谏指出:“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又说:“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徐氏通过这些事批评太宗,太宗对徐氏的进谏非常高兴,表示愿意纠正错误,还重重赏赐徐氏,鼓励其他后宫人员也进谏。
贞观时期谏诤成风,从朝野到后宫处处都有进谏之言,使太宗集多人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对于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正确的决策对国家、对人民好处是无可估量的。这一时期吏风变得清廉,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逐渐繁荣,法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国家机构都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转。这都与大家的积极进谏和太宗的从谏如流是分不开的,君主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贤明的君主就会给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清明的政治。
唐太宗胸怀大志,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集雄才大略和从谏如流为一身,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为一炉。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唐太宗极力推崇君臣合力共治,使得唐朝最终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君臣上下集思广益,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所以一些好的政策能够及时推行,而那些“恶政”则能够及时得到匡正,从而避免了扰民现象。唐太宗“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的合力思想对于后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启示。
在太宗的倡导与鼓励下,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了官吏积极谏诤的良好风气,唐朝政治开明,经济也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