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胡适论人生:立场
1377900000023

第23章 经验与传承 (5)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它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它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注意系统的整理

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画,每部的字也依笔画),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

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作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学止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闲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偌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账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账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账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账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账,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忧了。

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缩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又可以明白结账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的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

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诗经》的总账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 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

(B)古韵的考究 总结吴械、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账。

(C)训诂 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诂的账。

(D)见解(序说) 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

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闲诂》、《荀子集解》、《庄子集释》一类结账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账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国学研究的系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1、民族史

2、语言文字史

3、经济史

4、政治史

5、国际交通史

6、思想学术史

7、宗教史

8、文艺史

9、风俗史

10、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整理国故的步骤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钜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

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觏、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易·系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论”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国学研究的方向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一条救国的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