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署贪梦道人撰。存光绪十七年刊本。但道光四年庆升平班戏目中有六出与《彭公案》有关的戏，可见它的故事在戏曲中流传更早，编成小说较晚。《彭公案》亦有《续彭公案》八十回，再续八十一回，以后不断续作，竟达十七集之多。1987年宝文堂书店把《彭公案》和它的续书一起整理出版，凡三百四十一回。
《施公案》以施世纶为原型。据《清史稿》卷二六〇、二七七“列传”所载，施世纶（小说为仕伦）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康熙二十四年以“萌生”出任江苏泰州知州，历任扬州及江宁知府、湖南布政使、顺天府尹、直至户部侍郎、漕运总督。清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述，邓之诚《骨董三记》中绘其形状：“苏州施抚军世纶……貌甚奇，腿歪手瘗，足跋、口偏”，与小说所描写相同。《施案奇闻》的序中说他禀性：“峭直刚毅、不苟合、不苟取。一切故人亲党有谒者，俱已正色谢绝之……凡民有一害，必思有以除之，有一利，必思有以兴之。即至密至隐之情，未有不探迹索隐，曲得其实者。”民间广泛流传其为民伸冤、平反冤狱的故事。如陈康棋《郎潜纪闻》中说：“少时，闻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人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此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
《彭公案》里的彭朋，以彭鹏为原型，《清史稿》卷二七七有传。彭鹏，顺治十六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阳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因此，耿精忠叛乱平定后，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后历任工部给事中、广西、广东巡抚等职，以清官著称。
《施公案》与《彭公案》为姐妹篇，两书情节和人物多有交叉衔接处。《彭公案》成书晚于《施公案》，但书中的故事却早于《施公案》。《彭公案》里黄天霸还是个刚开始闯荡江湖的少年，而《施公案》里却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了。
《施公案》、《彭公案》里的案件有三大类。一是民间刑事案件。如《施公案》里金铺老板逼占伙计女儿，杀死其夫；陶武生父子用高利贷逼迫贫民还债；地主郎如豹私造假契，吞并农民土地等等。《彭公案》里恶霸地主左青龙强夺平民张永德之女；鸡奸赵永珍之子，并把他打死；霸占刘四的田地五十亩等等。二是大案，就是一些与封建当权上层有牵连的恶霸土豪、皇粮庄头的大案件。如《施公案》里大地主关升纵容恶奴阎三片，夺田占房，州官徇情，互相勾结。施仕伦微服察访，也被吊打；皇粮庄头黄隆基，吞并千顷土地，网罗流氓爪牙，勾结官府，夺占民房。《彭公案》里武举人武文华，是索皇亲的义子，与皇粮左庄头勾结，为非作歹，竟到京城买通御史，参劾彭朋，将其免职。这两类案件，反映了当时恶霸官吏的横行不法，揭露了所谓“盛世”的黑暗与腐朽，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的。第三类是钦案，就是施仕伦、彭朋率领侠客镇压农民起义。如《施公案》里摩天岭余成龙，作品里也说他是“不劫往来客人，专劫富贵人家”的好汉，施仕伦、黄天霸却把他剿灭了。窦耳墩是绿林好汉，他盗“御马”向皇权挑战。可是黄天霸“三进连环套”，用残酷手段镇压窦耳墩，夺回了“御马”，从此飞黄腾达。作品还详尽描写了施、黄等人镇压于六、于七的起义。《彭公案》里的周应龙，也是一位绿林好汉，并没有干什么残害百姓的事。他把杨香武盗来的“九龙杯”夺到手，藏在避侠庄，不肯交出来，黄三太上门去要，周应龙冷笑一声：“黄三太，你不必拿着皇上来吓我。我周应龙是堂堂正正奇男子，轰轰烈烈大丈夫，你只管调官兵来，我也不怕。”最后，黄三太、杨香武为了向皇帝效忠，盗回“御杯”后，康熙下旨将周应龙“就地正法”，“勿容一名漏网”。这一部分案件的出现，标志着所谓“清官”已完全发生了质变，不仅是皇家的忠臣与奸臣作斗争，而且是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侠客虽然戏弄皇帝，盗走“御杯”，好像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侠客近似，但最后还是“效忠皇上”、与清官勾结，在清官率领下，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成为皇家的鹰犬。《施公案》与《彭公案》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利用“绿林好汉”镇压人民革命的样板，二书的反动性质是昭然若揭了。
《施公案》与《彭公案》是从“院曲盲词”中来的，是说书体小说，因此有民间说唱文学的特色。
从清官破案方面说，它以“公案”勾连串套，形成特殊结构，前案未破，后案又起；数小案悬结于一大案，一大案分枝为诸小案。比起明代的公案小说，有了很大进步。但清官逐渐偶像化、公式化，成为傀儡，失去了它的光彩。而侠客形象却有血有肉，鲜明生动，黄三太、黄天霸、杨香武等人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书体小说，最大的优点是“情节拿人”，故事的曲折惊险，使它吸引了许多读者。虽然，编书的人文学修养很差，正像鲁迅所说“几不成文”，但曲折生动的情节，却是较好的毛坯，为戏曲和曲艺艺术家的加工创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施公案》、《彭公案》出现在花部戏曲鼎盛的时期，据小说改编的戏曲，如《恶虎村》、《连环套》、《九龙杯》、“八大拿”等戏目在艺术。
二、《三侠五义》及其续书
道光年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是演说包公故事的专家。当时有人把他说唱的《龙图公案》记录下来，题作《龙图耳录》，一百廿回，存谢蓝斋抄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汪原放校点本。石玉昆本来是连说带唱的，《龙图耳录》只存讲说部分，没有唱词，这样就把它改成纯粹的散文话本了。后来，又有人把它改编成《三侠五义》。清同治十年0871）前，问竹主人第一次加以修订，成为一百二十回本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到了光绪元年（1875），人迷道人，即文琳，又把问竹主人修订的稿子作了第二次加工。光绪五年0879）出了活字印本。光绪十五年（巧幻俞樾改写了第一回，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重加刊印，成为民间最流行的本子。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主要写包公故事，后面七十多回，主要写侠义故事。写包公故事部分，包括包公出身、断乌盆案、断仁宗生母李妃案，它集中了元代以来戏曲、小说中包公故事的精华，并把它定型化，此后，小说戏曲中的包公故事就没有多少发展了。《三侠五义》里包公是沿着忠奸斗争的轨道发展的，包公忠臣的形象更加突出。这表现在：（丨）包公断李妃案演变得更完整，加人了刘后、郭槐勾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陈琳、寇珠、余忠为了救护太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寇珠撞阶而死，余忠冒名顶替代李妃而死，表现了他们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另一方面，刘后、郭槐等人耍尽阴谋诡计，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甚至要害死李妃，表现了奸诈毒辣的性格，成了典型的奸臣。李妃流落桑林镇，路遇包公，包公为这桩皇家冤案的审理立了大功，他对皇帝的忠心得到突出的表现。（2）《三侠五义》里的包公为民间百姓伸冤报仇的事少了，斗争的对象也不仅是“权豪势要”，而是有“造反”迹象的奸臣。例如，包公与马朝贤（太监）叔侄的斗争、与襄阳王的斗争都是因为这些人“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包公是为巩固皇权而斗争，与包公对立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为非作歹的特权人物，而是一个以篡夺皇位为政治目的的叛乱集团。因此，《三侠五义》里的包公虽然依靠智慧和实地调查，侦破了一些民间刑事案件如“墨斗杀人案”等。
但是，与襄阳王等武装叛乱集团的斗争仅仅靠智慧和“微服察访”是无法解决的，包公、颜査散要依靠一批侠客，靠他们的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搜集罪证，揭露阴谋，平定叛乱。（3）突出包公和全书的忠君思想，使包公的忠臣色彩大大加强。包公是反对图谋叛乱的忠臣，是保卫皇权的擎天柱。他率领的侠客，也被赋予忠臣义士的品格。例如，包公向皇帝引荐“五鼠”时，把“钻天鼠”（卢方）改称为“盘桅鼠”，把“翻江鼠”（蒋平）改为“混江鼠”，“恐说出‘钻天’‘翻江’，有犯圣忌，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这些侠客见了皇帝也是开口“罪民”，闭口“罪臣”他们以被封为“御猫”、作为皇帝的侍卫而感到无比光荣；他们以协助清官、铲除乱臣贼子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们已不是民间“除暴安良”的义侠，而是朝廷的侦探和保镖了。
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但总的说来，是偶像化、模式化了。但豪侠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这是《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最大成就，为中国小说史画廊增添了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对后代武侠小说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三侠五义》是部说书体小说，“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保持了平话的特点，在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北侠欧阳春与双侠丁兆兰在刺杀马刚时，性格就完全不同。丁兆兰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高声张扬，还嘲笑欧阳春胆小；欧阳春老成持重，考虑周密，不动声色，却在丁兆兰动手之前杀了马刚。通过对比，欧阳春胆识、武艺显高一筹，令人信服，两人的不同性格，泾渭分明，格外醒目。
《三侠五义》不但能在惊险曲折的故事中刻画人物，还能通过富有情趣的市井生活来塑造人物，使小说富有生活气息，真实可信。在“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试颜查散”这一回里，颜查散与化名金相公的白玉堂交上朋友，白玉堂每到一处，故意挥霍颜查散的银子，摆阔气，闹排场，考验颜查散。通过小书童雨墨的眼睛，极有风趣地把白玉堂的豪气、颜査散的质朴、雨墨的机灵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三侠五义》这一类作品中的人物“大半粗豪”，容易写得性格雷同，而《三侠五义》人物虽有“行侠尚义”和“致君泽民”的共性，但又写得个性分明。白玉堂的心高气傲，锋芒毕露；蒋平心机深细，谨慎而又灵活；展昭谦逊平和，谨小慎微；欧阳春深沉老练，质朴豪放；艾虎则粗中有细，活泼可爱；沈中元忍辱负重，随机应变；丁氏双侠，富贵气象，风流倜傥。这中间最成功的要算白玉堂。作者把他的英雄豪气和心高气傲的个性统一在一起。白玉堂说：“我既到东京，何不到皇宫内走走。倘有机缘，略略施展施展，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二来也显示我们陷空岛的人物，三来我做的事，圣上知道，必交开封府，既交开封府，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那时我再设个计策，将他讴人陷空岛奚落他一场。是猫儿捕了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那怕从此顷身，也可以名传天下。”为此，他出人深官内院，杀人题诗；在相府里闯荡奔跃，盗走“三宝”；又把“御猫”展昭囚在通天窟内，尽情嘲讽，表现了他根本不把官府皇宫看在眼里的豪气，又表现他心胸狭窄的毛病。最后，因为“争强好胜不服气”，惨死在铜网阵里，“血溃淋漓，慢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和悲惨下场，打破了“平话”小说描写英雄高大完美的模式，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感人。
市井细民口语的熟练应用，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色。三十九回，写众人在猜测白玉堂为何要与展昭作对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展爷道：“……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听见展爷说出此话，他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昔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倘若那个甚么白糖咧，黑糖咧一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上，只听铛啷一声，将酒杯打个粉碎。
情节之惊险，语言的风趣都表现出来了。
《三侠五义》的续书很多，比较有名的是《小五义》和《续小五义》。《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光绪十六年（“兕）五月刊出。《续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同年十月问世。这两部续书都题石玉昆撰，但是，正如鲁迅所说，“序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实际上“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
《小五义》从颜查散奉旨上任，得知襄阳王谋反开始，写众侠客为朝廷除害，竞相去探襄阳王所布铜网阵的故事。这时，白玉堂因探铜网阵已经牺牲，老一辈义侠大都衰老，而他们的子侄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卢方之子卢珍，韩彰义子韩天锦，徐庆儿子徐良，白玉堂侄子白芸生，欧阳春义子艾虎，合称“小五义”。他们在投奔颜查散途中，一路铲除地方豪强，扶弱济贫，最后集中武昌，同老一辈义侠一起，准备共破铜网阵。
《续小五义》，叙众英雄共破铜网阵，又会同官军围攻王府，襄阳王由暗道逃遁，后至宁夏国。诸破铜网阵之人，皆得封赏。一日，大内更衣殿天子冠袍带履被盗，留下印记粉漏的白菊花。于是众侠客又去捕捉白菊花晏飞。南阳府东方亮助襄阳王谋反，设机关密布之“藏珍楼”，将天子冠袍带履及至宝“鱼肠剑”藏于楼中。众侠巧破机关，活捉东方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方亮妹东方玉清武艺出众，为救其兄，夜闯开封府，刺杀包拯，不成，又盗走包公相印，逃往朝天岭。众侠客得君山寨主钟雄水军相助，攻陷朝天岭。正在高兴之际，忽报陷空岛为白菊花晏飞攻破，卢方身负重伤。群雄又赶赴陷空岛，杀死晏飞。此时，襄阳王发宁夏国兵攻潼关，群雄又急赴潼关，生擒襄阳王，“从此国家安定，军民乐业”。
《小五义》和《续小五义》保持了《三侠五义》的优点，情节曲折惊险，能吸引人，虽头绪纷纭，但主干清晰，枝叶扶疏。蒋平、艾虎、徐良等人亦颇生动。但二书文字都不如《三侠五义》，艺术水准是不高的。
（第四节）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指以凭借武技、仗义行侠的英雄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它不同于公案侠义小说，因为此类书中基本没有清官断案或清官率领侠客破案，而是单纯的侠客“尚义行侠”。它是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一部分是由公案侠义小说中分化而来，由清官侠义型向武侠型转化。另一部分则由才子佳人小说演化而来。乾隆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已与侠义、神魔小说融合，有的已演变为儿女英雄小说，有的则进一步淡化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故事，突出“尚义行侠”的内容，演变为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兴盛，除了我们在公案侠义小说一节里所说的原因外，还与中国武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吾国技击之学，发端于战国，昌明于唐宋，盛极于明清。”清代武术达到鼎盛时期，这与前代武术的积累，与满清人关后将北方民族的技击引人有关，也与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以“精武”号召群众有关。在群众性学习武术的热潮中，产生了武侠小说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