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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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讽刺小说(3)

又如《常言道》中对钱士命拜佛的描写:“钱士命立起身来,满殿走去,见了大佛磕头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拣佛烧香,独向救命皇菩萨案前暗自祷告”。这就是“大佛得得拜,小佛踢一脚”俗谤的化用。

三是用俗语、俗典表现人物的心理。如《常言道》第三回写钱士命想金银钱想得一夜无眠,作者就撷取民间流行的“五更调”让他唱道:“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心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此爹娘与主子个也先,我的钱啊,买舍,是古谙!”把天下财主的心眼描摹得惟妙惟肖,真可谓剖腹挖心,剔肤见骨。

俗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其中有生动、质朴的,也有租野、鄙俗的,这是必然的现象。有的作者纯粹出于玩世的态度,有的也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因而,不是从创造人物的需要出发,而是“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把俗谚中的糟粕也收了进去,像《何典》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这样自然会降低作品的格调,削弱作品的讽刺意义。

(第三节)《儒林外史》

一、作者与版本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在明清小说作家大都失传的不幸历史中,吴敬梓算是最幸运的,通过他的《文木山房集》,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编次他的年谱,可以较有根据地勾勒他的形象。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其家世,浸润着传统的儒家思想。高祖吴沛早年想在举业上奋发,后因被黜失利,只以一名廪生终老。但他自信有为,一面设帐讲学,拥有大量的生徒;一面又潜心宋儒理学,著书立说,希望继承儒家的所谓“道统”,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当时,“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气自吴沛以后,全椒吴姓连续产生由科举出身的显贵人物。据《全椒志》载:吴沛有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和国龙五个儿子。除国器以布衣终老,其余四个都达到当时读书人所企盼的科第高峰。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戊戌探花,一直以八股制艺名家,诗古文辞及书法也有名于世。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这是吴氏家族的鼎盛时期。

据陈廷敬的《吴国对墓志》,国对生三子,长子名旦,次名勖,次名升。吴勖生吴雯延,是吴敬梓的生父,吴旦生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这两代人虽然也有后起之秀,但整个趋势是在走下坡路。吴雯延是秀才,吴霖起也不过是一名拔贡,曾为赣榆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因不容于势利熏天的社会’于康熙壬寅年(1722)辞官归耕,次年春去世。以后家业遂衰。

从这四代家世看来,他们的治学,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政见,他们的修养,都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长期霑霖。除吴沛直接提倡宋儒理学外,他们特别重视儒家奉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吴沛有《诗经心解》,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从而使《诗经》的“美刺”传统能更好地传给吴敬梓。另外,他们对科举功名的热衷追求,对忠信孝悌的高度重视,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吴敬梓的生活、思想绝不是前辈的翻版。他虽然也曾发愤制艺,但并没有成为他人生唯一的追求;他虽然也信奉道德学说,但并没有筑成他思想唯一的支柱。他的学识,他的修养,更多地透露出孤标脱俗的叛逆个性。

“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当时的父师们为了培养子弟们的应试才能,一般是不让他们阅读其他杂书、史书,只需他们一心诵习朱熹注释的“四书”,而吴敬梓却在前辈的书楼中过着“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读书生活。他的学业除了攻读朱注为主的《四书》,还广泛“涉猎群经诸史”,尤其对《诗经》、《史记》、《汉书》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见解,曾著有《诗说》数万言及未成书的《史记纪疑》;另外,吴敬梓不仅能写好八股文,也工于诗赋词章。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评曰:“诗赋援笔而成,夙构者莫之为胜。”江宁黄河的《儒林外史序》评曰:“其诗如出水芙蓉,娟秀欲滴。”吴湘皋的《儒林外史序》评曰:“敏轩以名家子好学诗古文辞杂体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人,横发截出……”我们读他的《金陵景物图诗》,读他的《移家赋》,可以想见他的文心诗思,这都为《儒林外史》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在人格修养方面,他既慕建安诗人之风雅,更追竹林七贤之狂狷,尤其是阮籍、稽康。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自然的人性来对抗虚伪的“名教”;在生活中,表面上洒脱风流,内心里悲愤痛苦,他们的作品多是表现一种彷徨苦闷的心情与不满现实的情绪,他们的纵心肆志常常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这对历代不循规蹈矩走封建正路的士大夫文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吴敬梓对此尤为景仰,常以仿效。于是,他在诗赋中直写人生之忧患:“文阑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酕耗声。”“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减字木兰花》)“人生不得意,万年皆想想。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丙辰除夕述怀》〕于是,他慷慨任气,放诞不羁,常与酒侣们“科跣箕踞互长哺”,“酒酣耳热发狂叫”(金榘《寄吴半园外弟》),被人认为“狂疾不可治”;于是,他蔑视功名,“横而不流”,“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八首》之五“安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终为“众庶之不誉”。这是一种具有愤世嫉俗的狂狷色彩的叛逆性格。然而,这种仰慕与仿效并非是贵族公子的附庸风雅,而是有着内在的心理依据。当他看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的时候,当他发现道德学说的虚伪性的时候,当由贵到贱的地位变化使他感到苦闷的时候,当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潮使他感到困惑的时候,一种忧生之嗟、“物外之思”自然而生。于是,建安诗人、竹林名士便成了他仰慕、追步的对象;于是,一个科举世家的后裔便成了蔑视功名的逆子。可以说,吴敬梓那内在深沉、外在狂放的性格特征,是在坎坷的生活中、在痛切的反思中形成的。

吴敬梓只在少年时期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到了十三岁就“丧母失所持”,十四岁又跟随父亲到赣榆县教谕任所,生活动荡不安,但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到了二十三岁,由于父亲的正直丢官,抑郁而死,他开始窥见官场斗争的现实;又看到家族的无赖之徒贪婪地要攫夺他的祖遗财产的情形,使他初步地认识了世人的真面目。而这一阶段他对科举的认识是由追求到怀疑:为了避免从“王谢高堂”中落到“百姓之家”的命运,他也曾想发愤于科举制艺。可是,在二十九岁夏天的乡试预试中,却因“文章大好人大怪”,而差点被黜,更不幸的是同年秋闱乡试他又失败了。自恃“文澜学海”之才,反而被黜落第,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自然会使他对科举制度产生怀疑。“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于是,他叹人生行路之艰难,感踪迹漂泊之可怜。

在势利熏天的社会里,吴敬梓这个落魄公子、科举落第的秀才,自然遭到世俗的非议和毁谤。面对难堪的侮辱,他毅然决定离开全椒,移居南京。在南京,他一方面是饮酒以浇心中块垒,一方面是广交以体验人事。由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逐渐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种种病痛,形成了他蔑视富贵、孤标脱俗的叛逆性格。

在吴敬梓三十五岁那年,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等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由于词科的开设是不用八股文章,所以吴敬梓开始没有拒绝。第二年春天,他参加了安庆府的院试,等到录取以后,再次推荐赴京应廷试时,他经过观察思考,一方面看穿了词科与八股取士一样,都是拿功名富贵来牢笼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也不忘曾在科岁考上受到的侮辱和打击,为了不再辱名,为了不受牢笼,他就借病辞却了。从此,吴敬梓不再应乡举,也放弃了“诸生籍”。在他三十九岁生日那天写的《内家娇》词中,在一番自省之后,终于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的心声。至此,吴敬梓才真正认识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

从此,吴敬梓决心在困厄中著书,主要是酝酿创作《儒林外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折磨,内省自己,静观外物,激起了吴敬梓内在的创作欲望。为了写自己,也为了写人生;为了批判假、恶、丑,也为了歌颂真、善、美,在“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厄境况中,靠着顽强的意志、孤高的个性、深厚的修养,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巨著。胡适曾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是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一一丑态一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可见,只有深刻、独特的人生体验,方能创作出深刻、独特的作品。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从南京一直写到扬州,最后在扬州修改完稿的。他对扬州有一定的感情,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不想就是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与友人王又曾饮酒消寒、纵谈今古之后,人夜突患痰涌,匆匆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然而,“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在吴敬梓逝世后不久,《儒林外史》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和好评。作者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间编的《文木先生集》中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此后,各种印本不断出现,流传更广。

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等歧说。程晋芳说原稿五十回,从叶名澧《桥西杂记》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清代确曾存在过五十回本;而金和的跋文中说原本为五十五回,并说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间任扬州教授时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见,是否五十五回,没有实证可以断定。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刻书已在作者逝世后五十年,为五十六回本;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礼阁本和艺古堂本,实际上是卧本的复印本。此后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了句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的《申报》馆的活字本,两本都出于卧闲草堂本的五十六回本、却作了一些不必要或不妥当的减省改订。迄今可据的材料,还不能证实原作为五十回或五十五回,只能根据现存最早的版本认证全书应为五十六回。

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民族精神的探索

我国温带大陆型的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共同孕育出一种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同时,由于它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它又是一种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这样的文化潜移默化地渗人人们的心灵,不知不觉地左右人们的言行,绵延几千年,成为一种超稳定体系的深层意识,习以为常,久而不变,人们的自省与批判官能麻木了:对自己四周的人、事,较多采取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态度,而普遍地缺乏一种自省意识,即以一种沉静冷峻的客观态度,反省我们自身,反省我们的心态、行为方式,反省我们的文化价值。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他具有一种自省的灵性,一种批判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那种超稳定体系的深层结构产生了怀疑。

首先,对科举制度的剖析,是对传统的政治型文化的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的先秦学术文化,是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带有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而秦汉以后,由于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的确立,更是通过政权的力量使学术文化为封建统治服务,至于各个学科的自身发展,并不太被历代统治者所关心。

这种政治型文化体现在教育方面,便是为学不离从政,为学不重科学。“学干禄”、“学而优则仕”成为官办和多数民办教育的宗旨,国家通过考选的办法从士人中选拔各级官吏,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度。于是,读书做官成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成了封建社会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心习尚的指挥棒:士人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惟在儒家经典的考订和解释上苦下工夫;士人的亲人则望子成龙,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而“中”与“不中”,更关系着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于是,这些为做官而读书的士子们的实际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酬世、如何做官的一套功夫,至于自然知识,尤其是生产技艺,则被排斥在读书人的视野之外。如《汉书‘艺文志》、《新唐书’方技列传》等,鄙薄科技之意,溢于言表。这种情况发展到封建末世的明清时代,统治阶级更是变本加厉,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枷锁,立论依朱熹的《四书集注》,行文按八股的固定格式。这种愚蠢的办法不仅制造出一批愚蠢的官僚,更主要的是它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一代的文人。在这举世汲汲于功名、醉心于科举的时代,吴敬梓以他的深切体验,清醒地撞响了“一代文人有厄”的警钟,并通过对几个典型人物的心灵世界的剖析,希望能够唤醒人们认识自己的愚昧性,认识民族文化的真实相。

穷苦知识分子出身的周进、范进,这是痴迷执著的一类。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连秀才也不曾做得。他默默地忍受着新进学的梅玖的凌辱,奴颜婢膝地侍奉“发过的”王惠,这些一次次地在他受伤的心灵上增添伤痕。当他见到贡院号板时,便万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之后,还是“伏着号板”,“放声大哭”,“满地打滚”,“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岂止口里流血,心也在淌血。范进,考了二十多次都没有考取的老童生,受尽了世人的奚落和丈人胡屠户的唾骂。而当梦寐以求的夙愿一旦当真实现时,顿时就发了疯:“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哪儿是在笑,分明是在哭。一个因不能参加乡试而悲不自胜,一个因考中举人而发狂失态,异曲同工,都在引发人们深思他们的精神悲剧:他们还未受到政治迫害、经济压迫,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自轻自贱、逆来顺受,养就了他们那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又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麻木不仁、执迷不悟,心甘情愿地把整个身心都交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