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原因看，这种逆转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典型形态演变的艰难、曲折。在理论上，中国并没有形成像欧洲古典主义那样系统的理论、严格的规范。但是，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紧密结合，却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认识。孔子是以理性主义哲学进人美学领域的，强调诗和乐统一于礼，也就是文艺和审美观念直接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并从属于现实政治。古代小说理论自然也不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支配，总是要求小说作为“六经国史之辅”1强调其“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的教育作用，在强调人物形象体现伦理规范的同时，也就要求把人物类型化。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要求小说把“仁义礼智”写成是“常心”，“忠孝节烈”写成是“常行”，“善恶果报”写成是“常理”，“圣贤豪杰”写成是“常人”，使“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这是封建伦理观念制约类型的审美内涵的典型理论。于是，突出伦理规范便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形象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正好与红楼续书的作者们那美化现实、宣扬伦常的主观愿望相吻合，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当然只能是干瘪的类型。
（第七节）狭邪小说
一、传统题材在长篇中的再现
狭邪小说，是指清咸丰年间逐渐盛行的、以妓女、优伶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青楼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及一些文学史都把这类作品划入近代小说，我们考虑到这几部作品大都出于旧派文人的手笔，所反映的无非是封建文人的情场生活、人生理想，读者从中感受不到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气息，我们认为它们是古代小说的余波。因此也列人本章论述的范围。
至于稍后在上海的所谓十里洋场中兴起的另一批狭邪小说，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可称之为海派狭邪小说。它们虽然同样以娼门艳事为题材，但不是封建文人的理想化描写，而是毫不掩饰地把妓女写成只是嫖客泄欲的工具，嫖客也决不妄想在妓院中遇到像林黛玉那样的多情女子，从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妓女的现实生活，近代气息较浓，因此不在这里论述。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亦题《群花宝鉴》，六十回。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江苏常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道光年间。据陈森《品花宝鉴序》云：因“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瑰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馆间，三月而忘倦，始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于是，在某比部的启发下，开始撰写《品花宝鉴》，“两月间得卷十五”，因穷愁而綴笔；中间又有粤西某太守的督促，在回京应试的船上又续写了十五卷，后来考试落榜，“知科名与我风马牛也”，这才绝意功名。此时某农部又鼓励他续完小说，于是，“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此告竣。又阅前作三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到了道光二十九年由和陈森素未谋面的幻中了幻居士校阅删订，刊印传世。
清乾隆以来，达官名士、公子王孙招伶陪酒助乐之风甚盛，扮演旦角的优伶被呼为相公，乂称作“花”。这些伶人虽为男性，却被视为妓女般的玩物。《品花宝鉴》即以此为题材，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钟情、相思相恋为中心线索，写了像梅、杜这样的“情之正者”，他们认知己而不及乱，绝无狎意，并且称颂杜琴言、苏惠芳等梨园名旦“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的不俗气质，同时还写了商贾市井、纨绔子弟之流的“情之淫者”，嘲讽那些“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作者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写得情意缠绵，悱侧动人。最后诸名旦脱离梨园，当着众名士之前，熔化钗钿，焚弃衣裙，结局纯是作者个人的理想。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五十二回，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眠鹤主人即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一宇子敦，福建闽侯人。道光举人，屡试进士不第，遂客游山西、陕西、四川等地，曾为山西巡抚王庆云的幕僚。王督四川，应聘为成都芙蓉书院讲席。离职后，到山西太原，先后寄寓太原知府曹金庚和保眠琴门下。同治元年返居故里，从事教学和著述，最后卒于南平道南书院。子安少负文名，通经史，工诗词，精书画，一生撰述宏富，见于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著录的有三十三种，林家溱的《子安先生别传》则谓四十余种，然“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1）。
《花月痕》是作者在太原知府保眠琴家处馆时所作，首有咸丰戊午自序，盖于同治初年修改定稿，光绪十四年（1888）刊刻问世。书中描写韦痴珠、刘秋痕和韩荷生、杜来秋两对才子、妓女相恋的故事，叙述他们穷通升沉的不同遭遇。韦风流文采，卓绝一时，然时运不济，既不能自展其才，也未能救其所爱，以致困顿终身，落魄而亡，秋痕亦殉情而死。韩则高见卓识，得达官贵人赏识，终致飞黄腾达，累迁官至封侯，成为中兴名臣，其所狎妓杜来秋亦封一品夫人。最后以痴珠的儿子小珠高中进士，作了钦差使，奉旨前往江东犒劳大军，赈恤难民，事后到并州护送痴珠和秋痕的棺木归里作结。
《青楼梦》，又名《绮红小史》，六十四回，成书于清光绪四年（1878）。作者俞达（？一1884），一名宗骏，字吟香，自号慕真山人，江苏苏州人。除小说《青楼梦》外，尚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关于作者的身世，我们只能从其遗作及其朋友的诗文中，看出他中年的生活概貌及性情。邹锼《三借庐剩稿》云：“中年沦落苏台，穷愁多故，以疏财好友，家日窘而境日艰”，可见生活的落魄；然其生性浪漫，好作冶游，“芳魂地下曾知否？踏遍斜阳我独来”是个多情的才子。后因生计所迫，举家隐居西乡，并产生了潜隐山林的遁世思想，但是“尘世羁牵，遽难摆脱”，在苦闷和贫病交加之中，于“甲申初夏，遽以风疾亡”（邹锼《三借庐剩稿》）。
《青楼梦》以狎妓为题材，写所谓“风流才子”的生活理想。主人公金挹香，以其风流才情得三十六妓女的青睐，与他们朝夕往来，结为知己；又不忘“努力诗书”，成就功名，后科考及第，为养亲而捐了官，授余杭知府，纳五妓为妻妾。不久，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人山修道，又归家度其妻妾。原来以前所识的三十六妓，都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皆尘缘已满，重入仙班。于是，离散于人间的才子佳人遂欢聚于仙界。
从上面几部作品看来，除了《品花宝鉴》有些新的题材内容，其他则可以说是传统题材在长篇小说中的再现。实际上，反映妓女的命运和遭遇、表现社会狎妓风尚的文学作品，是随着娼妓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进而发展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反复表现的题材。在这类题材的发展演变中，一般是两条线索并行的，一是叙事文学，一是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即历代的笔记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拟话本，像唐崔令钦的《教坊记》、孙楽的《北里志》、明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清余怀的《板桥杂记》，都比较真实地记叙了各个时代嫖妓狎伶的风尚；还有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李娃传》，宋元话本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明拟话本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多写妓女的命运与遭遇，其表现的侧重点在于妓女方面。抒情文学，即唐诗、宋词、元曲，如杜牧的诗《赠别》、《遣怀》，柳永的词《雨霖铃》、《凤栖梧》，赵显宏的散曲《行乐》等，其表现的侧重点在于文人方面，多寄身世之感怀。而当这类传统题材在长篇小说中再现的时候，作者则有意无意地合二为一，以叙事文学之体裁，融抒情文学之意味，把身世之感打人风花雪月的描写中，从而使狭邪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貌。
二、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价值
对于《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这几部狭邪小说的思想评价，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作者追求功名利禄、赞赏腐朽堕落生活、抒发颓废没落情绪的思想表现，这当然没有进步意义可言。不过，如果结合作者、作品、时代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认识价值。
首先，在反映封建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肯定赞扬了她们的追求和才华。
《花月痕》中的刘秋痕因父亡家败，九岁时被堂叔卖与章家为婢，年幼无知，日受鞭打；后被章家女佣人牛氏及其姘夫李裁缝携逃到太原，逼她为娼，从此便成为牛、李的摇钱树了。但她身居下贱，性情却很倔强，不甘心倚门卖笑，对人总是冷淡。她的满腔悲愤，无处诉说，只得以泪洗面，借歌曲而发婉转凄楚之音。当她遇到诗才横溢而却命运多舛的韦痴珠时，有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有感于痴珠的真心相爱、平等相待，便以身相许，不再接客，而清贫孤介的痴珠却无法为她赎身。在这样的境遇下，李裁缝的儿子企图奸污她，嫖客们设计陷害她，牛氏肆意打骂她，最后把她劫走，以绝她和痴珠的关系。她却坚贞不移，给痴珠留下血书：
钗断今生，琴焚此夕。身虽北去，魂实南归。
裂襟作纸，啮指成书。万里长途，伏惟自爱。后来她见到痴珠含恨而逝，在绝望中只有以死酬知己。秋痕从逃荒、被卖、坠人火坑，以至悲惨了结一生，是封建时代许多妓女的共同遭遇，而那个忠于爱情的美好灵魂，确实能够引起后人“生既堪怜，死尤可敬”的永恒思念。在《青楼梦》中，爱卿属意挹香，决意不再接客，然身不由己，故想服毒自杀。当挹香把她救活时，她虽感激挹香的情意，但并不认为是一件幸事，爱卿泣道：
我昨与老虔婆斗口，后追思往事，清白家误遭匪类，致污泥涂。此时欲作脱身而反为掣肘，即使回乡，亦无面对松陵姐妹。与其祝发空门，不若洁身以谢世。今蒙君救妾，虽得余生，然仍复陷火坑，奈何？这里，同样是一出封建妓女的命运悲剧，写得哀艳凄婉，使人动容。
可以看出，像刘秋痕、钮爱卿她们是封建时代妇女中的最不幸者，生活对她们是最无情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屈己从人，强颜欢笑，来对付生活中形形色色可憎可怕的人物。她们被糟踏，被侮辱，如同漂泊不定的浮萍，无依无靠，一钱不值，因此她们多么希望能在生活中遇上一个知音，使疲惫的生命之舟能够停在宁静的港湾。可是，在那样的社会里，在那些以女人当玩物的男性中，她们深深感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所以，她们一旦在来客中遇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总是那么眷恋，那么深情。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真正的情爱观念。她们绝无半点礼教或贞洁观念的束缚，只要有情爱基础，对象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虽然作为风尘女子，身为下贱，然而，表现在与“知音”的关系上，情爱的真诚便是整个的心灵所在。像刘秋痕之于韦痴珠，钮爱卿之于金挹香，他们的情与爱是真诚热烈的，她们的灵与肉是合于一体的。她们不考虑社会舆论，不计较妻妾地位，不管年纪大小，不嫌清贫孤介，敢爱敢恨，只要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只要能得到真心的爱，不仅“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使“九死亦无悔”。
当然，妓女的悲惨命运及她们的追求与抗争，并非到了狭邪小说才得到表现，这里也只能说是短篇妓女题材表现的思想在长篇中的再现，并无太多新意。不过，倘若要作个简单比较的话，可以这样说，唐传奇中的妓女尚缺乏对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的觉醒与追求，因此，她们的抗争往往只以脱籍从良为目的，如《李娃传》；明拟话本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作品中妓女的追求不仅仅以从良为目的，而是把支点放在爱情的追求上，把真正的爱情的追求看成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杜十娘、辛瑶琴；而清代，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动摇，甚至还出现了尊女抑男的思潮，于是，在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中，多表现出一种“天下灵秀之气钟于女子”，的思想倾向。狭邪小说作为人情小说的分支、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其对妓女形象的描写也不仅仅在于同情她们的不幸、肯定她们的追求，而且还表现她们超过须眉男子的才华和见识，书中的男主人公们往往为这些聪明灵秀的妓女们折服得五体投地，甘拜下风。
第二，在反映逛妓狎伶社会风尚的同时，表现了封建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变异心态。
我国妓女制度的产生，起于春秋初齐管仲的设“女闾”气到了唐宋，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大量出现，娼妓制度大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庶民，都有过不同情况的狎妓生活，而文人学土则更是浪漫风流；到了元明，妓女制度又有一定的发展，清初虽然曾下令禁止官妓制度，但雍乾之后，妓女制度又恶性膨胀起来。在这淫靡世风的浸染下，狭邪小说的作者们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嗜好与体验。因此，他们选择狎’妓题材，描写狎妓生活，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狎妓风气盛行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