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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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神魔小说(9)

据自序可知,作者虽然生于康乾“盛世”,过的却是“叠遭变故”、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做了赔本生意,致使“漂泊陌路”;继而为病所困,“百药罔救”,“就医扬州,旅邸萧瑟”;后来“授直隶辽州牧,专役相迓”,“从此风尘南北,日与朱门做马牛”。这就是他穷愁残喘、浪迹他乡的艰辛生活经历。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家居时有“最爱谈鬼”的嗜好,后来虽然“生计日戚”,但也不失“广觅稗官野史”的兴趣,并对所读作品进行评价。文穷而后工,学积而成才,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创作经过,据自序可知,本书草创于清乾隆十八年,接写于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六年0760,于乾隆二十七年0762)在河南完稿,历时九年。

另外,从自序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不愿轻易下笔的创作态度。他认为,要写一部小说,需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构思的过程。虽然年轻时有独特的文学趣味、文学修养,以及丰富而又艰辛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较扎实的创作根基。然而,他还认为,要最后创作好一部“耐咀嚼”的小说,决不能“印板衣褶”、“千手雷同”’而要“破空捣虚”,“攒簇渲染”,加以艺术的创造。特别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描写鬼,就要做到“描神画吻”、“鬼鬼相异”,像施耐庵塑造许多不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样。他创作《绿野仙踪》时,也正因为书中的人物经年累月地酝酿于心中,所以到后来,“书中若男若女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

既有似神魔小说作家谈鬼搜神的文学爱好,又有如人情小说作家善于写实的创作精神,这就是《绿野仙踪》在题材构成方面的两重性特征,即神魔与人情相结合的主观条件。客观上,由于神魔小说发展到后来,逐渐从浪漫走向现实,于是就与明中叶以来盛行的人情小说合流,《绿野仙踪》显然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品虽然有大量人情世态的描写,比如描写封建家庭内部的倾轧,表现世家子弟的腐朽堕落,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叙,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但却是以主人公冷于冰的修道与收徒为主要线索而贯串作品的始终。因此,它的基本倾向还是在神魔小说的界说之内,只不过是由于人情小说的影响,使得作品更具现实感,更真实地展现人情世态。

二、现实与理想

在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作家中,多为怀才不遇、发愤著书的文人。这些文人从小浸润着儒家典籍,其后投向社会,又受三教九流的影响,他们的人生哲理虽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大杂烩,但由于受社会市民阶层的影响,且都有一点文学创作的灵性,因此,他们的思想是会超出当时社会的一般水平的。由于他们穷而在下,有所不敢言又不忍不言,于是,就借婉笃诡谲之文以寄其志、泄其愤。“或设为仙佛导引诸术,以鸿冥蝉蜕于尘埃之外,见浊世之不可一日居……或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媒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在戏剧方面,有元代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明代有汤显祖的《南柯梦》、《邯郸梦》等。在小说方面,如上节提到的一大批根据宗教故事加工的神魔小说,都鲜明地表现着这种倾向。而《绿野仙踪》的作者正是继承这种传统,把幻设仙佛导引与描写社会污秽结合起来,并使超现实的与现实的两条线索、极善的与极恶的两个极端统一在向往贤明政治的这一理想上。

在《绿野仙踪》一书中,一方面表现为极恶的、现实的。在官场有荼毒百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的严嵩父子及其同党。他们可以随意使人科举落第、人头落地:他们还可以随意制造“叛案”,从中勒索赃银;他们畏敌如虎、祸国殃民,居然“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等等。在社会有淫逸浪荡的纨绔子弟,如大财主周通之子周琏,玩世不恭,贪色成性,骗娶民女,逼死前妻,暴露了地主阶级骄奢淫逸的秽行;还有帮闲无赖的儒林群丑,像胡监生,虽然通过科举渠道当了官,却是一个“好奔走衙门,借此欺压善良”、一句文墨话都不晓得、满身散发着铜臭味的土豪劣绅;另外,还有许多欺诈奴媚的市井细民。正是这些上自朝廷、下及乡野的各种丑类,组成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堕落、残酷、阴冷的“百鬼图”。

另一方面,此书又表现为极善的、超现实的。社会如此恶浊,现实如此残酷,人们在黑暗的现实中看不到微露的曙光,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作者就借宗教幻想的形式,请出冷于冰这样无所不能的神仙来伐恶从善、来拯救吃人的人和被人吃的人,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虚幻的希望和理想。冷于冰看破红尘弃家修道,火龙真人授其道法,嘱其“周行天下,广积阴功”。于是,冷于冰一方面凭借道术斩妖除魔,济因扶危:既斩自然界的妖魔鬼怪,如“伏仙剑柳社收厉鬼”、“斩妖鼋川江救客商”等;又惩人世间的“妖魔鬼怪”,如“救难裔月夜杀解役,请仙女谈笑打权奸”、“冷于冰施法劫贪墨”、“借库银分散众饥民”等。另一方面,冷于冰更是致力于度人出家,其中有浪荡公子温如玉、有“大盗”连城璧,有农民金不换、还有兽类猿不邪等。鲁迅曾在《小说旧闻钞·杂说》;‘绿野仙踪”条中认为,作者“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这可以说是作者的知音。因为从作品的整体看来,作者这样设置有两层意思:一是企图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贪嗔爱欲的虚幻,而更深的一层是说恶浊的现实使这些人为恶,只有摆脱俗念、一心修道方能从善,最后,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已清,善恶已各得其报。冷于冰广积阴骘,被上帝仙封为“靖魔太史兼修文院玉楼副史”,冷于冰的弟子们也均成仙身。

这里,作者通过现实与超现实两条线索或继或续的互相勾连、忽明忽暗的互相映衬,叠现出人世和仙境两个世界,以及在其中活动的人神、妖魔。虽然作品用了很大篇幅写了冷于冰等人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画符念咒、土遁缩地等仙术和法力,构思了不少除妖灭怪的情节,使作品落人神魔小说的旧套之中。但是,正如我国近代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黄人所说的,《绿野仙踪》内容“最宏富,理想亦奇特”(1)。确实的,作者鞭挞了那个社会该鞭挞的假、丑、恶,即奸、贪、淫、诈等,表现了那个社会所能表现的理想,即贤明的政治。于是,一个披着道袍、步履于云端、出入于仙境的神仙,却无时无刻不注视着人间社会;而他在人间的所作所为,正是作者向往贤明政治的理想的体现。可见,作者对假、丑、恶的揭露和抨击,并不是为了动摇其封建统治,而是为了出现贤明的政治;同样,作者对冷于冰的美化,主要也不是为了宣扬宗教教义,而是把他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如果说作者清醒地揭露现实的思想是超出当时社会的一般水平的话,那么,在理想的表现上则没有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框框,虽然其表现形式很奇特,但却没能像曹雪芹、吴敬梓那样表现出代表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新的生活理想,而是把理想建立在一种虚无缥渺的幻想的基础上。这虽然与双重题材的构成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是作者世界观方面的一大局限。这是作品总的思想倾向。

具体地说,《绿野仙踪》的思想意义还表现在对世态人情的描摹方面。通过精致的描摹,作品真切而多方面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比如关于周華婚姻纠葛的几回描写,作品围绕着周琏的喜新厌旧和妻室争宠,连带触及家庭上下内外诸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封建社会的人情风俗图。然而作者对周琏、蕙娘是既有谴责又有同情的,而全面谴责的是他们幕后的纵容者。如八十三回庞氏捉奸教淫女,居然唆使女儿向奸夫索要财物、字据,并进一步教唆女儿:“你只和他要金子。我再说与你:金子是黄的。”还有第八十七回何其仁丧心卖死女,为了钱,竟然在卖尸的凭据上将女儿描画得没有人味。在这些极有生活气息而又异常精致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末世人们精神支柱的动摇和物质观念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本身的日益腐朽,人们的传统的伦常观念日渐淡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产生的新思想观念的冲击,人们对于金钱财产的崇拜的信念,已在市民阶层中普通形成。既是风俗画,又是“百鬼图”;既是客观的写实,又是深刻的表现,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三、冷人与热人

神魔与人情相结合的双重题材,不仅影响着作品内容既是描写现实、又是表现理想的双重性,同时也决定着作品主要人物形象的两重性,即仙与人、冷与热的结合体。张竹坡在批评《金瓶梅》曾讲:“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这里“冷热”二字,也可以借来作为我们理解冷于冰这个形象及其他形象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