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紧接百回本《水浒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征方腊后，死伤过半，剩下李俊、阮小七、燕青等三十多人，分散各地，大多隐居不仕，想过太平日子。但是，蔡京、童贯等奸臣却不放过他们，务要斩尽杀绝。他们被迫重新集结，再度起义。阮小七等在登云山聚义，李应等在饮马川举兵，李俊等则以太湖为根据地，抗击恶霸巴山蛇，后与乐和、花逢春（花荣之子）一起飘然扬帆出海，占据金鳌岛，开辟水浒英雄的海外基地。由于金兵大举人侵，中原失守，徽、钦二宗当了俘虏。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阮小七、李应、燕青等水浒英雄和他们的后裔，肩负起打击金国人侵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双重任务。他们惩办了蔡京、高俅等奸臣，又探视当了俘虏的宋徽宗。在中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幸存的水浒英雄云集，撤离登云山，到海外与李俊会师。小说最后写水浒英雄会集海外，征服暹逻诸岛，李俊做了暹逻国王。他们解救了被金兵围困在牡蛎滩的宋高宗赵构，又派燕青等“护驾”到杭州，为宋朝“中兴”做出了贡献。全书以“中外一家、君臣同庆”的大团圆结局。
《后水浒传》四十五回，题“新镌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传”、“青莲室主人辑”。卷首有序，末署“彩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后附“素政堂”、“天花藏”印章各一方。存清乾隆素政堂刊本。“青莲室主人”不详，“彩虹桥上客”当即天花藏主人。“施耐庵”云云，当系伪托。此书可能写于清顺治或康熙初年。
《后水浒传》是用水浒续书的形式写杨么起义。它紧接百廿回本《水浒传》，描写南宋初年宋江托生为杨么，卢俊义托生为王摩重新起义的故事。这时金兵人寇，徽、钦二帝被虏，高宗偏安江南，杨么集何能（吴用转世）、马窿（李逵转世）、花茂（花荣转世）、贺云龙（公孙胜转世）等人分别在天雄山、焦山、白云山、峨嵋岭等地重举义旗，反抗官府压迫。他们惩办了蔡京、童贯、高俅等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等奸臣恶霸。杨么又亲到临安，劝高宗振兴朝政。在杨么领导下，各地英雄齐集，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屡次打败“进剿”的官军，声威大振。朝廷震惊，派岳飞率军镇压。杨幺等战败从地道遁去，直往龙虎山，重归伏魔殿石窟，天罡地煞相逢于穴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结水游传》（《荡寇志》）七十回，另附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0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一生没有正式任官，但在青壮年时代先跟随其父镇压广东珠崖城的黎族起义，后又随父在桂阳镇压了梁得宽为首的农民起义，又参加“围剿”赵金龙为首的瑶族人民起义。这些“征剿”农民起义的活动，为他创作《荡寇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荡寇志》草创于道光六年0826），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化？），前后三易其稿，历时二十二年。但俞万春“未遑修饰而殁”，又经其子龙光代为“修润”，于道光二十九年刻板问世。
《荡寇志》紧接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叙述宋江等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又发展至几十万人，力量不断壮大。提辖陈希真因好道教修炼，“绝意功名”，抱病在家。他的独生女陈丽卿容貌美丽，武艺绝伦，被高衙内看中，要娶其为妻。陈希真父女严惩了高衙内，寓家逃走，“权作绿林豪客”，创猿臂寨，与梁山泊对立。他们跟云天彪、徐槐率领的官军合作，同心协力，“围剿”梁山泊，结果把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尽数擒拿，诛尽杀光”，把他们的灵魂也永远镇压在石碣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除以上三部《水浒传》续书外，还有193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一百廿回，前七十回是金批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起紧接卢俊义惊梦，从石碣天文顺叙而下，写宋江出奇破敌，官军大败，梁山泊庆功大宴，忽然霹雳一声，雷轰石碣，结束全书。《古本水浒传》表现农民义军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业绩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所谓“施耐庵古本”显系伪托，所以实际上只是一部水浒续书。续书时间不但在金圣叹之后，也当在《荡寇志》之后，因为它不仅前七十回用了金批本《水浒传》，而且从七十一回续起的办法也显然是从《荡寇志》学来的。我们甚至怀疑它是在民国以后续作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有一股续写《水浒传》的热潮，出现了程善之的《残水浒》、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张青山的《水浒拾遗》、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谷斯范的《新水浒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等等。不同之处不过在于他们标明是“新作”、“续作”，而梅氏却伪托为“古本”而已。
二、各抒胸臆，续咸新篇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不是为牟利而粗制滥造的作品，都不是抄袭前传、模仿原著的平庸之作，它们都是饱含着作者的感情，经过长期酝酿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正是《水浒传》续书较之那些千篇一律的公案、侠义小说的续书高出一筹的根本原因。
三部续书都不满意《水浒传》宋江受招安、被奸臣所害的结局，围绕着梁山泊英雄的结局各抒胸臆，续成新篇，体现了作者各不相同，乃至完全对立的思想情感，表现了大相径庭的水浒观。因而，三部续书是研究《水浒传》研究史和明清时代文化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下面我们分别剖析一下各书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水浒后传》。《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是明代遗民，面对山河破碎、舆图变色的现实，“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气他明确宣布“《后传》为泄愤之书”（2）。他要泄什么愤？就是亡国之痛。
《水浒后传》全书弥漫着亡国悲痛的气氛。当柴进、燕青立马吴山，看到杭州秀丽河山时，感叹地说：“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如今看起来，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对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在这里，不是寄托了作者深沉的亡国之痛吗？《水浒后传》里的忠君思想是引起人们非议之处。其实，作者的忠君是有两重性的，作者对现实中的宋徽宗、宋高宗是把他们作为亡国之君来批判的。他说：“那道君皇帝闻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康王新立，尽有中兴之望，不料原用汪伯彦、黄潜善一班奸佞之臣，以致宗留守气愤而亡，李纲、张所贬责不用，眼见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无路可归了”！但是，当作者把宋徽宗、宋高宗作为国家的代表时，却怀着同情和崇敬之心，写李俊在海外建国还要“原奉宋朝正朔，一切文移俱用绍兴年号”，燕青等去金营探视宋徽宗，李俊在牡蛎滩“救驾”，这并非作者要人们忠于宋徽宗这些昏君，而是表现作者怀念旧朝的遗民心情，寄托作者爱国之心。
《水浒后传》继承了前传“奸臣误国”的观点，并注入新的内容。蔡京、高俅等奸臣不仅误国而且卖国，他们不仅是迫害百姓，把人民“逼上梁山”的罪魁，而且是使国家沦亡，葬送大好河山的祸首。李应、樊瑞斥责蔡京等人说：“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兄弟弄得四星五散，你只看那锦绣般江山，都被他弄坏，遍山豺狼，满地尸骸，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成了什么世界！”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奸臣是国家沦亡的千古罪人。作者不仅充分揭露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而且着重揭示他们卖国求荣的卑劣灵魂。王黼对杨戬、梁师成说：“实不瞒二位先生，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罕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安知我二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深刻揭露了王黼一伙奸臣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
《水浒后传》充分肯定了前传水浒英雄斗争的正义性，在新的形势下，又让他们肩负起打击恶霸奸臣和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双重任务。作者在“三军恸哭王业销，万事忽然如解瓦”的形势下，把希望寄托在草莽英雄身上，“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1）。作者描写梁山英雄和他们的后代为抗击金兵人侵浴血奋战。二十四回描写燕青深入敌营，向当了阶下囚的宋徽宗献青果、黄柑，取苦尽甘来之意。宋徽宗悔悟道：“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宋高宗被金兵赶下海，包围在牡蛎滩，只有李俊等人赶来“救驾”，才得脱险。这象征着真正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只有这些草泽英雄。《水浒后传》不满意前传宋江等人被奸臣杀害的结局，所以李俊等人在海外建国，作为抗金复国的基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书里描写的李俊海外基地的地理位置来看，与古代暹逻国（今泰国）的方位不合，倒像是在闽浙附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写李俊海外建国，虽然是受唐传奇《虬髯客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借此寄托作者对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斗争的期望，表现了强烈的抗清复明的斗争精神。
其次，我们再来看《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用“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先验循环论，把宋江起义与杨么起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揭开这层历史唯心论的面纱，就可以看到《后水浒传》包含着体现历史本质的合理的内核。作者继续展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客观现实，热情歌颂农民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报仇雪恨的坚强决心。
《后水浒传》对前传结局不满，对宋江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廿七回众好汉大闹开封府，救出杨幺，王摩问杨么：“方才哥哥说出梁山泊好汉劫救宋江。只这宋江，哥哥可学他么？”杨幺回答：“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兄弟，便可学得；宋江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王摩听得大快，说道：“俺王摩向来笑宋江没用……他们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谋死……你若学了宋江，将你做了寨主，岂不是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岂不又是一场笑话？故此急要问你。你今主意与王摩一样心肠，心同貌同，必能与众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业。”
杨幺像许多农民义军领袖一样，不能彻底否定封建制度，他仍然存在着忠君思想，特别在金兵人侵时，把希望寄托在宋高宗的“中兴”上。杨幺认为南渡的宋高宗“外有谋臣良将，内有忠良，不复徽、钦之昏暗。若不昏暗，必尽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但是，他前往建康，目睹赵构无恢复之心，沉湎于酒色之中，“知其无能为矣”。于是潜人宫中直谏君非，劝他“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恢复宋室”。同时提出了有条件投降的主张，“今奸佞满庭，此身未敢轻许，陛下若能诛秦桧等，么必愿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杨幺者，亦愿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但是，杨幺的愿望没有实现，朝廷奸佞未除，杨么却因王佐的叛变而失败，重演了起义被镇压的悲剧。不过，这种历史的重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告诉人们，农民起义除了因投降而被镇压外，内部出现奸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也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另一种历史教训。
《后水浒传》是在金兵南侵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作者虽然没有写杨幺义军直接与金兵作战，但是，作者着重批判了秦桧、黄潜善两个卖国贼；揭露了由蔡京、童贯、高俅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与金人勾结，出卖国家的罪行；歌颂了杨幺等与奸臣卖国贼的斗争。
在金兵入侵的形势下，作者一方面不敢对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不敬，所以写杨么对岳飞的崇敬，表示愿向岳飞投降；另一方面，又避免写岳飞对杨幺义军的镇压；避免出现“水擒杨么”的悲惨局面，而是让杨么等从轩辕井逃走，天罡地煞化成黑气，“不复出矣”。这样既保护岳飞的英名，避免成为镇压杨么这些英雄豪杰的刽子手，又可使杨么等人免去被擒捉杀戮的悲惨结局，作者的处理是煞费苦心的。
最后我们再分析《荡寇志》一书。
《荡寇志》（《结水浒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自觉的反动小说之一。作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以他反动的政治敏锐性觉察到《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巨大鼓舞作用，因此他写出这部《荡寇志》，配合满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对人民进行“攻心战”。“盖以尊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蒙混，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矣。”（1）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作者编造出蔡京、童贯、高侏等奸臣与宋江义军互相勾结的故事，妄图把人民对贪官污吏、恶霸奸臣的仇恨，转移到梁山义军身上去。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他树立陈希真父女为榜样，即无论受到如何深重的压迫也都不能反抗朝廷，而要积极去镇压农民义军，以此来换取朝廷的信任与赏识。就像徐虎林教训卢俊义时所说的：“即使偶有微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人穷谷，敛迹埋名，何敢晡聚匪徒？”作者借仙人之口斥责宋江：“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赏黜陟，天子之职也；弹劾奏闻，台臣之职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义士现居何职，乃思越俎而谋？”这就是要求人民，不管贪官污吏、恶霸奸臣如何横行，都只能俯首帖耳，听任宰割，而不能“越俎而谋”，起来除奸戮佞。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对水浒英雄竭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说他们奸诈强横，残害百姓；说他们勾结奸臣，搅乱朝纲。还编造出王进把林冲骂倒，群众咒骂宋江等情节，把水浒英雄写成十恶不赦的“强盗”，要把他们“千刀万剐，方泄吾恨”，表现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
《荡寇志》也对《水浒传》的结局不满，认为梁山泊受招安，建功立业这样的结局是歌颂了“强盗”。因此，作者就要写水浒英雄被斩尽杀绝，以此来表示对朝廷招安义军的抗议，以此来警告人们不能再走梁山义军的道路。
《荡寇志》极为鲜明的反动性又是披着华丽的艺术外衣出现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像《荡寇志》一样反动的作品可以找到，但像它这样极其反动又颇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找不出第二部的。《荡寇志》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理想、最难得的反面教材。
三、打破窠臼，别开生面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能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展开一个艺术的新天地，而不是模仿前传的狗尾续貂之作。
在三部续书中，《水浒后传》艺术上最为成功。它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较髙成就，正如作者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所说：“《后传》有难于《前传》处。《前传》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词，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物，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换句话说，就是《水浒后传》在人物描写上和《水浒传》相比，在两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对前传人物性格既有衔接又有发展，如乐和、燕青，阮小七、李俊等人物既保留了前传人物的性格，又在新条件下写得更丰富多彩；二是将前传的次要人物乐和、燕青、李俊等，在他们重新开创水浒基业的故事中，写得栩栩如生，分外增色，成为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另外《水浒后传》还增写了两类人物，一是补充前传没有交代的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如王进、栾廷玉、扈成等，根据前传描写，“自是前传山泊中一色人物”气按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将他们补写成《后传》里的英雄，加入了水浒英雄的行列；二是写梁山泊英雄的后代如花逢春、呼延钰、徐晟、宋安平等继承父志，成了《后传》中的小英雄。将这两类人物补充写进《后传》，壮大李俊为首的英雄集体，是非常自然贴切的，但可惜性格都不够鲜明。
《水浒后传》在艺术结构上，克服前传的不够统一的缺点，布局更为匀称、紧凑，全书前后呼应成为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