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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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英雄传奇小说(1)

(第一节)概述

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同属于历史小说的范围,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在文学史、小说史和许多专家的论著中,有的对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不作区分,有的虽有区分但无明确的界说。至于具体作品,更是意见纷纭,同一作品或归之历史演义,或称为英雄传奇。这说明要把讲史小说作比较明确的分类是相当困难的。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丨分类说明》中说:“通俗小说中讲史一派,流品至杂,自宋元以至明清,作者如林。以体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为史者;有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有以一事为主而近于纪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其作者有文人、有闾里塾师、瓦舍伎艺。大抵虚实各半,不以记诵见长。亦有过实而直同史抄,凭虚而全无根据者,而亦自托于讲史。如斯纷纷,欲以一定标准絜其短长,殆非易事。”

诚然,把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区分开,“殆非易事”。不过,我们想作些尝试。我们认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历史演义是以描写历史事件的演变,记述一代兴废为主体,而英雄传奇则以塑造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就是说前者“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为史者”、“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而后者“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前者是编年体,而后者是纪传体。前者多称为“演义”、“志”,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后者多称为“传,’如《水浒传》、《说唐全传》。历史演义力图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映历史发展的概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英雄传奇则力图通过英雄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寄托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第二,历史演义多从史书上撷取素材,它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基本上依据史实,最多也只能“七实三虚”。“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2英雄传奇则多吸收民间传说故事,虚多实少,主要人物和事件多为虚构。历史演义如戏曲中的历史戏,英雄传奇则似戏曲中的历史故事剧。例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大体符合历史的面貌,而《水浒传》、《杨家将》除了宋江、杨业在历史上还有点影子外,其他人物和事件大都子虚乌有。金圣叹曾论述《史记》与《水浒传》的区别,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实际上历史演义大多也是“以文运事”,受历史事实的制约,“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宇来”;而英雄传奇不受史实的约束,“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第三,历史演义是从“说话”中的“讲史”发展而来的,英雄传奇的源头却是“说话”中的“小说”。宋元“说话”分四家,“讲史”与“小说”是最重要的两家。历史演义毫无疑问是从“讲史”发展而来的,英雄传奇情况就比较复杂,它的源头大多是“小说”。鲁迅先生认为“小说”包括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醉翁谈录》记载的小说名目,也把“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类。其中与英雄传奇关系最密切的是公案、朴刀、杆棒、说铁骑儿等。当然,明代以后,英雄传奇小说已没有宋元“小说”话本的基础,都是文人的创作,是从历史演义中分化出来的。总而言之,一部分英雄传奇小说是由“小说”发展而来的;另一部分,即后期的英雄传奇则是从历史小说中分化出来的。

第四,历史演义多从史书撷取素材,因而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变化;反映政治军事斗争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少;反映帝王将相多,反映市井小民少;书面语言多,生活语言少。而英雄传奇主要吸收民间故事,多写草莽英雄,就是写帝王将相,也着重表现他们发迹变泰的故事;着重写英雄人物小传,因而较多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除反映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外,也较多涉及市井小民的生活;语言的生活气息浓。

英雄传奇小说从总体上说,较历史演义成就高,更成功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英雄传奇小说在明代日益兴盛,明清两代,作品约有三、四十部之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写官逼民反,人民反抗斗争,着重表现草莽英雄的,还有一类是写帝王发迹变泰故事,着重歌颂出身寒微的帝王奋斗成功的事迹,如《飞龙传》等。

因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因此,同一题材的作品有的是历史演义,有的发展为英雄传奇,我们为叙述方便,把同一题材的小说归在一起写,写朝代的放在历史演义一章,写个人或家族的放在英雄传奇一章。

英雄传奇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产生以来,在明中叶到清中叶形成高潮,以后逐步衰落。它与才子佳人小说结合,产生了如《儿女英雄传》这样集儿女情和英雄气于一身的作品。它对公案侠义小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鲁迅在评论《三侠五义》时所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1)

由于社会的变迁,作者思想的大不同,清中叶以来,英雄传奇小说中草莽英雄本色尽失,代之而兴的是辅佐清官的侠客和风流美貌的侠女,英雄传奇的生命也就终止了。但它的精神、艺术风格却影响深远,在现当代表现革命斗争的作品中,它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第二节)《水浒传》

一、成书过程与作者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依据。关于宋江起义,在史书上有零星记载。《宋史‘徽宗本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人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宋史丨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莫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夂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52页。版本同前。宋范圭撰写的《折可存墓志铭》:“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此外,宋李皇《十朝纲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事略》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当时宋江起义声势颇大,其结局,或谓张叔夜招降,或谓折可存平定,或称降后征方腊。

从南宋起,宋江故事即在北方(包括太行山地区、山东地区)和南方(包括安徽、江浙一带)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的名目,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小说”的范围。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为我们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主要描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三件事,末尾还提到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封节度使。这表明“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开始联缀成一体,从“小说”进入“讲史”的领域。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在内,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有六种剧本保留下来了。在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从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零八人。对梁山泊这个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接近《水浒传》了。宋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比较集中的描写,更为生动、突出。

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伟大作家的再创造,《水浒传》在元末明初诞生了。

《水浒传》的作者,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罗贯中、施耐庵二人。明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则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今所见明本,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者(郑振铎藏明嘉靖残本、天都外臣序本);有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者(明余氏双峰堂志传评林本由此可见,《水浒传》作者或单署施耐庵,或单署罗贯中,或施罗并举。

罗贯中生平已见《三国演义》一节。施耐庵生平材料极少。明人记载多说他生活于元末明初,为钱塘人。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后陆续发现《施氏族谱》,淮安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近年来,江苏又进行大量调査,发现一批文物,主要有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廷佐墓志铭》,《施氏家簿谱》(《施氏长门谱》)等。据此,有人对施氏生平作如下勾勒: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人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乃孙迁其骨归葬白驹乡间施家桥。但对上述材料的可靠性,专家多有怀疑,因为《施氏家簿谱》中所载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证据不足。只要这一点无法确证,其余材料的意义都不大了,因为那只是证明了施彦端及其后代的情况,与施耐庵无关气在中国古代著名小说中,《水浒传》版本最为复杂,可分为繁本(或称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或称文筒事繁本)两个系统。

繁本系统又可分为百回本,百廿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现存百回繁本有:

《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发现,藏上海图书馆,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2)。

《忠义水浒传》,残本,存八回,郑振铎藏本。当为嘉靖刊本。

《忠义水浒传》,首有天都外臣(汪道昆)序,明万历十七年刊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本。

以上四种是现存最重要的百回繁本。其中《京本忠义传》虽刊刻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但成书可能在元末明初,是现存百回繁本中最早的本子。郑氏藏嘉靖本是介于《京本忠义传》和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之间的本子。天都外臣序本虽比容与堂本早,但现存的不是原刻本,而是清康熙年间的补刊本。所以容与堂本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而且它有李贽的评语,在《水浒传》版本中具有重要地位。除以上几种重要繁本外,明万历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首有大涤余人序,有李贽评语。李玄伯藏明刻本《忠义水浒传》,首亦有大涤余人序和李贽评语。芥子园本、李玄伯藏本的李贽评语是相同的,但与容与堂本不同。

百廿回繁本,主要有明袁无涯刊本,首有李贽序、杨定见小引。李贽评语与芥子园本同,与容与堂本不同。百廿回本是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故事而成的。

七十回繁本,系金圣叹用百回繁本作底本的修改删节本,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结束全书。金圣叹伪托施耐庵写了三篇序文和全书评语。

简本系统较为重要的版本有:

(1)有关施耐庵生平的材料及争论,详见《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见《学习与批判》1975年12期。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明刊本,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本。还有雄飞馆“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等多种。回目不一,有120回、115回、124回等,均有征田虎、王庆故事。

长期以来,关于简本、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简先繁后,繁本是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繁先简后,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同时发展。我们仍持简先繁后的传统观点气《水浒传》容与堂本的评点是叶昼所作,袁无涯刊本、芥子园本的评点是李贽的手笔。《水浒传》李贽、叶昼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发端,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使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宝库。

水浒故事从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到各种版本的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留下了印记。分析《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水浒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水浒传》是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有深厚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从《醉翁谈录》的说话名目、水浒戏、《大宋宣和遗事》等材料看,可以肯定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杨志、燕青等人物,“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故事都是早在民间流传,有着深厚民间文学基础的,恰恰是这些人物和故事是《水浒传》中最精彩、最成功的部分,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优秀元杂剧《李逵负荆》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吸收进《水浒传》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

施耐庵是一位伟大作家,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民间故事作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光彩夺目。反霸斗争是元杂剧的共同主题,从现存的剧目看,多数只着眼于反对恶霸调戏妇女或与淫妇通奸,没有更深刻的思想涵义,有的则成为庸俗的社会道德剧。《水浒传》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表面上看与元代某些水浒戏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林冲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创造了林冲这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宋江杀惜在《大宋宣和遗事》里,是因为阎婆惜与吴伟通奸而杀了她;在水浒戏里宋江“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只因误杀了阎婆惜”;而《水浒传》把宋江杀惜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把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变成了具有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其次,施耐庵把分散、零星的水浒故事改写成《水浒传》这部巨著时,在材料的选择、安排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他把高俅发迹的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来写,表明“乱自上作”,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把英雄人物个人反抗放在前面写,然后逐步联合,形成一支强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保持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客观上说明了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水浒传》成书过程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