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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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历史演义小说(7)

反映古史的有《盘古至唐虞传》,简称《盘古志传》,二卷七回气题“景陵钟惺伯敬文编辑,古吴冯梦龙犹父鉴定”,明书贾余季岳刊。首有托名钟惺的序,序称:“今依鉴史,自盘古以迄唐虞,事迹可稽者,为之演义,总编为一传,以通时目。”《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回,题署与《盘古志传》同,首亦有钟惺序,内容系紧接《盘古志传》,“大禹受命治水”起,“成汤放桀南巢”止。《有商志传》,四卷十二回,题署亦同《盘古志传》。书从“汤王祷雨桑林野”写起,至“太公甲子灭殷纣”止。这三本书,所谓钟惺著,冯梦龙鉴定云云,当系伪托。《盘古志传》书前列有《历代系统图》及《历代帝王歌》,说明余季岳当时有刻印全史演义的计划,这三本书相互连接,可能就是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部分。还有一本《开辟演义》,六卷八十四回,题“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首有崇祯八年0635)序。《开辟演义》自盘古开天地起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所叙的历史相当于《盘古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三书的范围。《开辟演义》据王古鲁先生考证,是余象斗所编,后落人明书贾周游手中,改题为周游编吒反映两汉历史的,主要有以下四本:明熊大木编撰的《全汉志传》十二卷,明万历十六年刊本。《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六卷,作者不详,题“抚宜黄化宇校正”,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两汉通俗演义》八卷一百零一则,明甄伟著。首有甄伟序,明万历四十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句《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十卷一百四十六则,明谢诏撰,大业堂刊本,故事起于王莽建立新朝,终于汉桓帝。后来剑晡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是将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改为一百则;将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删为一百廿五则,合刻刊行。

这几本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是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

《王古鲁日本访书记》云:“王黉不知是谁?看原书序文末段署名,中间似挖去一字,再阅卷一正文首页所题‘五岳山人周口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其中‘五岳’及‘周游’四字,显系挖补,不意于第一页下半页第一行中发现‘余仰止曰’,恍然大悟,此原系余氏刊本(明刊八仙传即署为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板落另一书贾周游之手,遂将‘三台山人余象斗仰止集’挖改而成,又因本人单名,不能不中空一宇,挖改时又因一时大意,末曾将‘余仰止曰’改为‘周仰止曰’,所以露出了这个线索。‘王黉’一名,也极为可疑。如果确是此人,序文末尾也不至于露出挖去一宇的痕迹也。”汉演义》实际上只写从东周末年到西汉初年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秦公子异人被掳入赵写起,用十则的篇幅交代了秦始皇的出身经历和秦王朝的兴亡;用主要篇幅写楚汉之争,以及刘邦得天下后,杀韩信等事,到汉高祖逝世,汉惠帝登极止。惠帝以后西汉近二百年历史并没有涉及。

《西汉通俗演义》参考《史记》、《汉书》,虽吸收了民间传说,但大体与史实相符。它的后半部(从84则起),还参考了元刊平话五种之一的《前汉书平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的上中两卷氕由于有讲史话本和卓越的史籍《史记》、《汉书》作参考,作者文字水平较高,所以,作品取得较大的成功。下面我们以项羽四面楚歌为例,看看《西汉通俗演义》是如何在《史记》的基础上改编的: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巳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史记·项羽本记》

众人捱到黄昏之时,将近一更之初,偶闻秋风飒飒,木落有声,客思无聊已动乡关之念;况四野干戈,绝粮遭困,难当愁苦之怀。只见众军三个成群,五个一起,正在纳闷之际,忽听高山之上,顺风吹下数声箫韵,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百计难解。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如露滴苍梧,如鹤唳九息,如声送玎终,如漏滴铜壶,愈伤而愈感,愈闻而愈悲,虽铁石之肝肠,亦为之摧裂;

虽冰霜之节操,亦为之改移。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烈之气。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冰涸兮塞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曰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骨立沙网,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腴田兮孰与之守?邻家酒熟兮孰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宁忘故乡?”(楚歌四起,八千楚兵散)

《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则《张子房悲歌散楚》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西汉通俗演义》作者对史籍进行的“敷演”、“润色”,表现了较高的文字水平。

反映晋代历史的,有明万历四十年0612)周氏大业堂刊本《东西晋演义》,作者不详,首有雉衡山人序文。雉衡山人,即杨尔曾,字圣鲁,浙江钱塘人。另有《新镌东西晋演义》一书,十二卷五十回,题“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首亦有雉衡山人序。东西晋不分叙,前四卷十六回是西晋,后八卷三十四回为东晋。此书是在大业堂刊本《东西晋演义》基础上,适当扩充增补,修改而成。全书自“王濬计取石头城”始,至“晋帝筑台禅刘裕”止,堆砌史实,结构松散,枯燥乏味,无甚可观。

叙述南北朝历史的小说有《南史演义》,三十二卷,《北史演义》六十四卷。清乾隆五十八年(口〗)刊本。作者杜纲,评点者许宝善。杜纲(约1740—约1800)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少补诸生,有声望,老不得志。著述甚丰,有《近是集》、《娱目醒心编》等传世。许宝善,字斅虞,一字穆堂,号自怡轩主人,江苏青浦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累官监察御史,丁内艰归,不复出。《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序评皆出其手。除《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外,反映南北朝历史的还有《梁武帝演义》,又名《梁武帝全传》、《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四十回,清初永庆堂刊本,题“天花藏主人新编”,首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十二年0673)序。天花藏主人著述才子佳人小说多种,其生平在才子佳人小说专节中介绍。《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和《梁武帝演义》三书相比较,《北史演义》比较成功。它在大体符合史实的原则下,博采当时戏曲、笔记小说中的故事,全书文字流利,叙事较为生动,可读性较强。

反映五代史的,有《残唐五代演义传》,六十回,题“贯中罗本编辑”,有八卷本、六卷本两种。八卷本题“李卓吾先生批点”,六卷本题“玉茗堂批点”。此书可能是元明间人作,但所谓罗贯中编撰,并不可靠。至于李卓吾、汤显祖评点,当系伪托。在宋元时代五代史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现存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元杂剧中,直接取材五代史故事的剧目有十种,如《李克用箭射双雕》(白朴),《邓夫人哭存孝》〔关汉卿),《十八骑误人长安》(陈以仁)等。在话本、元杂剧以及民间传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残唐五代演义传》,其故事轮廓和主要人物依据史传,但兼采民间故事,虚构较多。全书保留了口头文学特点,风格粗旷雄浑,主要人物李存孝、王彦章等虎虎有生气,但前详后略,六分之五写梁,六分之一写唐晋汉周,虎头蛇尾,粗率潦草。

至于反映宋、明等朝代的历史演义,我们将在论述《杨家将》、《说岳全传》、《飞龙传》、《英烈传》等小说时,加以介绍。

数量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为什么逐渐被淘汰,漫没无闻呢?究其原因,主要是:

1.商品化倾向的影响。

随着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印刷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版,以供市民文化娱乐的需要,这就使文艺创作商品化倾向日益严重。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说,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1)

以牟利为目的,把历史演义等小说作为商品大量倾销市场,这一方面带来了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商品化的冲击,许多作者为了赚钱,粗制滥造,剽窃抄袭,制造了大量低劣的通俗历史演义。他们既无卓越的史识,又无炽热的感情;既无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又缺少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创作的历史小说只能拼凑史料,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情节,文字又粗糙低劣,当然无法创造出辉煌的巨著。

历史演义小说大量涌现,泥沙俱下,出现少数较好的作品,而大量作品质量低劣,被历史淘汰,这是不足为奇的。

1.封建伦理思想的重压。

大多数历史演义的作者是恪守正史,把历史通俗化,“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创作的目的是进行封建教化,宣扬封建思想。雉衡山人杨尔曾明白宣称写《东西晋演义》的宗旨是:“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系统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当与《三国演义》并传,非若《水浒传》之指摘朝纲,《金瓶梅》之借事含讽,《痴婆子》之痴里撒奸也。”所以,他们在作品中竭力宣扬封建道德,特别是忠君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作品不可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矛盾的性格,人物性格单一化,或是大忠或是大奸,成为封建道德的传声筒。正面人物只有道德的绝对完美,没有任何“邪念”和犹豫;反面人物只有恶德,没有丝毫的人性和良心。这样人物性格只能是简单化、绝对化,只是成为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躯壳。

3,创作模式的束缚。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历史演义形成一种模式,具有稳定的机制,它像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对内容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内容强化或抑制,而且应该包括对内容的选择和同化”气历史演义这种形式,在对生活的选择上,只容纳帝王将相,“历代兴废争战之事”,而较少容纳市井细民的生活,不能贴近日常生活;它在人物设置上,形成明君、贤相、良将与昏君、奸臣、武夫这样固定的矛盾对立面,人物性格脸谱化,人物类型单一化;在情节设置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替出现,无非是双方交战,篡权夺位之类,没有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情节单调;在语言上,多采用半文半白的浅显文言,缺乏生活气息。总之,形式僵化了,模式化了,不能突破创新,因此,互相抄袭,互相模仿,没有新意。《三国演义》之后的多数历史演义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不少作者也想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他们在历史演义中杂以神魔怪异之事,或穿插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新的形式。

(第六节)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奸相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阉党与东林党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尖锐,后金崛起壮大,构成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阶级压迫加重,经济凋敝,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日益严重韵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愤懑,用文艺形式抨击朝政,揭露奸佞,已成为强大的潮流。这时出现了许多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戏剧和小说,这些戏曲、小说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与促进,成为反映时代的晴雨表。在戏曲创作中,揭露权相严嵩专政的《鸣凤记》,是明代时事戏的开山作品。此后,时事戏蔚然成风,出现了反映郑和下西洋的《西洋记》〔无名氏);反映辽东战事的《筹虎记》〔徐应乾揭露客魏横暴统治的《磨忠记》(间甫)、《清忠谱》(李玉等)、《喜逢春》(清晡生)等戏曲作品。在短篇白话小说中,也出现了反对严嵩暴政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作品。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涌现了数量可观的时事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新品种。在宋元“讲史”中,就有说“中兴”故事者,即讲当时抗金史实,这是时事小说的源头。从明末到清初,衍出了时事小说这一历史小说的分支,开拓了历史小说的新途径。康熙以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出现了“乾嘉盛世”;另一方面,清代统治者加强控制,文网甚密,使时事小说暂时销声匿迹。到晚清,由于时代的需要,又重新兴盛起来。

(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33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所谓时事小说,就是指反映当代历史事件的小说。作者是作品所叙的事件的同代人,也就是说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一般不超过一代人,即三十年左右。它的特点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当代重大事件,大量记叙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但一般来说,由于时间间隔短,缺乏对事件的深沉的反思和艺术上的锤炼,比较简略粗糙,艺术价值不高。

明天启、崇祯年间,社会矛盾集中在三大问题上:(1)朝廷内部客魏阉党专权,不但残酷压迫百姓,而且排除异己,无情地镇压东林党和正直的官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狱,引起阉党与东林党、复社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崛起于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巧…)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势力逐渐强盛。到天启初年就占领了沈阳、辽阳,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构成了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3)人民无法忍受明王朝的残酷压迫,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这三大矛盾,是人民关心的焦点,因此,时事小说都从这三方面取材,涌现了不少作品。现分叙如下:

一、反映客魏阉党祸国殃民的小说

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本。首有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戊辰六月,即崇祯元年六月。作者、序者生平不详。有人认为作者、序者当为一人,可能是福建建阳籍人气明天启七年(化了)八月,熹宗去世,朱由检即皇帝位。十一月安置魏忠贤于凤阳,魏忠贤旋即缢死于途中。而《警世阴阳梦》创作于魏忠贤死后的第二年的六月,时间相隔仅半年。序称:“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全书分“阳梦”、“阴梦”两部分。“阳梦”八卷三十回,叙魏忠贤微时可羞、可鄙的经历和发迹后可畏、可恨的罪行;“阴梦”二卷十回,叙魏忠贤死后在地狱受审服刑的可痛、可怜之事。此书多据当时的传闻琐语,与史实相距较远。第一回至十一回,写魏忠贤这个流氓无赖的升沉荣辱,刻画出一副破落户的嘴脸,颇为生动形象。特别是抓住他善吹弹歌舞,会逢迎献媚的特点,用唱曲作线索,组织情节。因善唱曲,结识李贞(应是李永贞得以人京;在赴京途中,因唱曲结识了何内相,有了做礼部长班的机会;在京又因善曲得妓女兰生的青睐,反被鸨儿诈去钱财,被迫离京;在流落涿州时,生了脓疮,索性净身,投花子太监人伙,又因善弹唱,得花子太监头儿的欢心;后又被殷内相请作教曲教师,名扬京城,得到何内相赏识,进宫当了太监,侍候熹宗皇帝,从此发迹变泰,成了权奸。在魏忠贤窃取大权之后,作品着重写他心怀叵测,又愚蠢无能,被崔呈秀等奸臣操纵,干尽坏事,甚至想杀害皇帝,图谋篡逆。由于作者从概念出发,人物失去了个性;故事情节只是为了图解魏忠贤的篡逆阴谋,缺少生活气息。“阴梦”部分,充满因果报应之说,虽然能表现作者爱憎情感,但只是作者的主观情感的宣泄,缺乏艺术感染力,无艺术价值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