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
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 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初九，公历是1898年9月24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5点钟他就叫醒了大家，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谭嗣同笑着：“我之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是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朝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
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 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如果冲突呢？”“当然牺牲个人。”“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是。”“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太好。”平山周撅着嘴。“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当然不做。”“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是好好先生，抱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 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
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作临别纪念吧！”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数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豪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竟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