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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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康进士 (1)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地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作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译 )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机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份、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 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但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 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七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

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楫》,对康有为来说,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定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举人的。

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

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1894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 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

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人,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天皇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19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地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1842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1858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1894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的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奸;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的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争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 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