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是呼家堡的吉数，是上苍给呼家堡送来星宿的日子。
六十年前的那一天，迎着灿灿的朝霞，呼天成光荣诞生在呼家堡的一座破旧的茅屋里。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漫长的六十年过去了，在呼家堡，他已先后领导了四代人，呼家堡也成了平原上最有名的村子。
有一天，他忽然说，他老了。
呼家堡人说，呼伯不老。再说，没有呼伯，我们怎么活呢？
他笑笑说，他们巴不得我去呢。
呼家堡人一个个泪汪汪的，说，呼伯，你怎么说这话呢？你的恩德我们会记一辈子的……
他叹口气说，人都是要去的。过了八月二十七，我就活满一个甲子了。老了，老了呀。
这话虽然是私下说的，也就是一两个人知道，可很快就传遍全村了。于是，就有人死死地记住了这个日子……
晨光里，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高挂在呼家堡村街中央的大喇叭就响起来了，喇叭里播出的是《东方红》乐曲。三十年来，呼家堡的第一支曲子一直是《东方红》。这其实是一道命令，一道无形的命令，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呼家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揉着眼，小跑着走出来，齐聚在村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接着大喇叭里就传出了“呼家堡健身操”的音乐，这音乐是套仿的，其实也就是一般的操乐。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呼家堡人就跟着伸胳膊蜷腿……这就是呼家堡的晨操。这套操是呼天成创的，也是八节，所以叫“呼家堡健身操”。
做完健身操，当人们回家吃饭的时候，挂在各家屋门前的小喇叭就又响起来了，喇叭碗儿里传出的是女播音员姜红豆那半普通半乡土的语音。姜红豆的语音里带有一股牛屎饼花加含羞草的气味，很让呼家堡的小伙子们着迷。姜红豆在小喇叭碗儿里捏着腔说：呼家堡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同志们，今天是八月十七，八月十七，也就是说，离我们最敬爱的老书记的生日只有十天了，只有十天了！各单位、各部门都纷纷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以实际行动，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为老人的生日献礼！写决心书的单位有：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奶牛厂、面粉厂、造纸厂、制药厂、食品厂、饮料厂、猪场、羊场、饲料厂、汽车队、机耕队、卫生院、浴池、学校……接着，姜红豆又说：这个日子就快要来到了。人们都期盼着这个难忘的日子，期盼着能在老人六十大寿那一天去为他祝寿！……可是，姜红豆仅仅才播了一大半，刚刚播完那些“决心书”，就再也不播那个“时刻”了。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她抿着嘴儿，有点遗憾地说：“老头”不让播了。
是呀，村民们都盼着这一天哪，村民们早就开始串联了，人们在私下里偷偷商议着，该给“老头”送点什么好呢？不光是村民们想为老人祝寿。早在半月前，就先后有省、地、县的各方人士纷纷打电话来，询问寿辰的具体时间……可是，当播音停止后，突然之间，老人发下话了。老人只说了六个字：不祝寿，不收礼。
就这六个字，立时平息了村人们祝寿的念头，他们都知道老人的脾气，也就罢了。只是忙坏了村里的秘书。在那些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话机旁，给各方人士挂电话、回电话，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他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说：“呼伯说了，心意他领了。请你们不要来。来了也不接待。呼伯说……”
然而，在八月二十七这一天，还是有人来了。上午十点的时候，在离村不远的108国道上，先后有一辆辆的小汽车向呼家堡驶来。仅从那些耀眼的轿车上就可以看出，来的全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可这些车辆并没有直接开进呼家堡，他们离村很远就停下来了。那些坐着轿车来的客人们，把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了村外的路口上，而后一个个徒步向村里走去。
渐渐，车越来越多。多得连过往的路人都惊诧了。只见先后有二十几辆高级豪华的轿车停在村外的路边上，排起了一个长长的耀人眼目的车队。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一个个气宇不凡，他们相互打着招呼，手里提着礼品，大步走着。有人一边走一边说：“不知老头见不见咱们？”有人摇摇头，说：“不会见。老头既然发话了，他说不见就不见。”还有人说：“老头六十大寿，不见也得来呀！”有人说：“那是，那是。”
村里的干部们自然知道这些人的分量，也都慌慌地迎出来，把他们迎进一个个接待室，倒上水，递上烟，说一些客气话，而后私下悄悄地派人去请示呼伯。呼天成沉思良久，淡淡地说：“既然来了，就安排他们吃个便饭吧。”又问：见不见？他说：“不见。”
中午时分，在呼家堡接待客人的小餐厅里，依次安排了三桌。第一桌摆在题名为“棉田小屋”的雅间里。“棉田小屋”里挂有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团团雪白灿灿的棉花。这桌安排的全是省、地、县一些很有名堂的行政官员。第二桌摆在题名为“麦田小屋”的雅间里。“麦田小屋”里仍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片片金灿灿的麦穗。这桌安排的大多是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人，是一些报纸、电视台、杂志的高级记者们。第三桌摆在题名为“谷田小屋”的雅间里。“谷田小屋”里还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丛丛黄澄澄的谷穗。这桌的人稍杂一些，有几位是省里市里一些银行的行长，有几位是省里一些大公司的经理，还有两位是在工商、税务部门负一些责任的。
待客人坐下后，菜很快就上来了，每桌先上的是八道凉菜：第一道是“油炸蝈蝈”，第二道是“凉拌灰灰菜”，第三道是“糊烧麻雀”，第四道是“清蒸榆钱儿”，第五道是“醋熘蚂蚱”，第六道是“拔丝红薯”，第七道是“风腊鹌鹑”，第八道是“蒜辣柳尖儿”。这八道菜都是具有“呼家堡风格”的，是呼家堡的土产。每逢来了较为重要的客人，这八道凉菜是必上的。虽然多是野物、土产，灶上还是极为讲究的。这八道菜所花费的代价绝不低于一桌高档宴席。当然了，这八道只能算是配菜，主菜是火锅，那火锅是专门从外地买的，袖珍形的。烧的是酒精，每人面前摆一个；火锅的配菜也是八种，有生鱼片、鳝丝、羊肉片、牛肉片、鱿鱼片……酒水是三种：有白酒，那自然是“五粮液”；有红酒，那自然是“民权红葡萄”，有啤酒，那自然是“青岛生啤”了。最后才是主食，主食有馄饨、饺子、豆面面条、小窝头等等，也都是极精致讲究的。不过，这样的档次，在呼家堡只能算是二类或三类的接待规格。即使这样，也必须有呼天成发话，若是呼伯不点头，客人是坐不到这里的。只要呼伯说出“便饭”二字，就是这样的规格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坐在“棉田小屋”的一位十分精干的、看上去还有些傲然的中年人首先站了起来。他是特地从省城赶来的，是省里一个十分要害部门的处长。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首先让我们给呼伯祝寿，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岁岁健康！呼伯不在，作为晚辈，我先喝为敬吧……”说着，他一连喝了三杯。喝毕，他又对在一旁作陪的村干部说：“请转告呼伯，老人的生日，我年年都会来的。他不让来，我也要来……”话语中，仿佛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呼伯是我的恩人哪！”众人也都跟着站起来，为老人的寿辰和健康干杯。说起呼伯，谈起往事，自然都有很多的感慨……
酒过三巡之后，坐在“麦田小屋”里的一位客人突然泪流满面，他哽咽着对作陪的村干部说：“根宝啊，我在呼家堡当知青的时候，你才四岁，才这么一点点高，你小，你不知道，那时候，那时候啊……要不是呼伯，就不会有我冯某人的今天！是呼伯介绍我入的党，是呼伯推荐我上了大学，分到报社后，又是呼伯一次一次帮我……说起来，我是省城报社的副总编，我也算是有发稿权的人，可我没有为呼家堡写过一篇稿子，一个字也没写过。每次跟老头谈起来，老头都说，你写什么稿子？你不要写，你是呼家堡出去的人嘛。你吹什么？我不要你吹，吹得高摔得死。可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清楚，老头是为我好呀！前些年，评职称的时候，我缺软件，我没有书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又硬着头皮找了呼伯，呼伯给我了三个字：出，出好！第二天，呼伯就派人把钱给出版社送去了，我这才评上了编审。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根宝啊根宝，你把酒倒上，全倒上。我喝就一溜儿，我喝十二杯！我这是为呼伯喝的……”他把排在桌上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摇摇地晃着身子说：“我真想为老头办件事呀，我冯云山什么时候能为老头办件事呢？”
坐在“谷田小屋”里的那位银行行长大概是喝多了，红涨着脸，嘴里絮絮叨叨地就那么几句话：“老头怎么不上我们那儿贷款呢？多少人找我，认识不认识的，都去找我，我都给他们批了。大笔一挥，批了！就老头不找我，老头是看不起他这个侄子呀！给老头捎话吧，给老头说，我对他有意见！我范炳臣对他老人家有意见。呼家堡办这么多企业，难道说不需要钱吗？可老头就是不找我，找别人都不找我。只要老头言语一声，让人拿二指宽的条子，我都认，我不是不认哪！可老头不找我呀，老头就是不找我……喝？这酒我不喝了，我生老头的气……”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他也喝得稍多了一点，听范炳臣这么说，马上举起手来：“老范，你说啥？你生谁的气？你还敢生老头的气？！你再说一遍？敢再说生老头的气，我就敢扇你！”老范马上扬起脸，说：“老刘，你扇，你扇，你替老头扇我，我不还手！”老刘说：“这还差不多……”众人跟着嚷嚷说：“罚酒，罚酒！”
等客人吃完饭的时候，村秘书杨根宝已经把一些要做的小事做了。他悄悄地把那些坐在另一处吃饭的司机叫来，每辆车的后备厢里都装上了一份礼物，这些礼物也都是呼家堡的土产：每人一壶小磨香油、十袋精致奶粉、一箱饮料。这是惯例。
茶后，客人们要走了，村干部们也都跟着出来送行。临上路时，有三位客人再三地表达了想见见呼伯的意思。报社的冯云山把杨根宝拽到一旁，悄声说：“根宝，你跟呼伯说，我想见见他老人家。你让他给我安排个时间，到时候我再来……”
银行行长范炳臣，在临上车前，又回过身来，紧握住村秘书的手，低声说：“根宝，给老头说，我想见他。你给我说说，看老人啥时候有空……”
根宝笑着说：“我一定转告。”
不料，工商局的那位副局长老刘，摇摇晃晃的，酒醉人不醉，走着走着，却又站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有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