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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十二点”

近来,县委书记呼国庆特别烦。

自从抄了弯店那个“造假村”之后,就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这些电话大多是从省里、市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也自然都是有来头的,是呼国庆不能、也不敢怠慢的。那些询问者在电话里用的语气都是很得体的,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也就问一问,表示一下关切,但倾向是很明显的,那是要他放一马的意思。呼国庆自然是反复给人家解释,说那是一个造假的窝点,是在“北京挂了号的”(在县里当一把手,有时也不得不“拉大旗作虎皮”,说点糊弄人的话)等等,说得他口干舌燥的。有一天,他一连接了四十七个电话,每一次都得好言好语地给人解释,后来气得他就把电话摔了,对秘书说,再来电话就说我下去了!

紧接着,县教育局的白局长带着一帮校长找他来了。说是教育上的“人头费”欠了四个月了,一直没有发下来,一些教师闹着要来县委静坐呢。呼国庆听了,一怔,说钱呢?不是专款专用吗?!白局长就说,专款专用不假。可钱是上一任的周局长借出去的,说是暂借两个月,可一用用了两年,教育上的工资就接不上气了。加上最近县财政吃紧,一拖竟拖了小半年!这么一来,教师们就受不了了。呼国庆就问,那钱干什么用了?白局长说,局里办了一个粉笔厂,生产一种叫做“十二点”的药。呼国庆皱了一下眉头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粉笔厂咋会去生产药呢?这不是胡闹吗。白局长哭笑不得地说,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个厂开初确实是生产粉笔的。后来呢,这个,这个,这“粉笔”就不是那粉笔了,这是带引号的……“粉笔”。在咱这儿,不是有一句俗语,“小头”朝下叫做“老六点”,那个、那个那,硬起来不就是“十二点”了嘛。对外说是“粉笔”厂,那是为了免税,其实生产的是一种春药。这个春药的牌子就叫“十二点”。呼国庆听得七窍生烟,什么,什么?教育部门搞春药?你们是疯了?!去,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白局长苦苦一笑,说要是能要回来,就不来找你了,不是要不回来嘛。呼国庆说,说清楚,到底是咋回事?!白局长说“粉笔”厂垮了,厂长跑了。就这么简单。呼国庆一拍桌子说,胡闹!钱还能追回来吗?白局长说,追不回来了。剩下的是一堆(几万斤呢!)发了霉的枸杞,白送都没人要。呼国庆说,人呢?白局长说,厂长跑了,抓住他一个当会计的姘头。那姘头还在号子里关着呢,说是钱都花了,从她身上是一分钱也榨不出来了。呼国庆气愤地说,谁让借的找谁去!白局长说,上一任的局长说了,那人是王华欣书记介绍的,办厂也是王书记点了头的。我上哪儿找他去?呼国庆一听,咬着牙骂道:王八蛋!可骂归骂,办法还得想,不然,一旦教师们闹起来,影响就大了。于是,呼国庆就说,你们先回去,做好教师们的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人头费”的事,让我考虑一下,三天以后给你们答复。就这么,好说歹说把他们打发走了。

待人走后,呼国庆“砰”地把门一关,心里骂道:王华欣这个王八蛋,一天到晚让我给他擦屁股!

这边刚把人打发走。不一会儿,范骡子又急煎煎地找来了。

范骡子一进门就说:“呼书记,那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给那姓蔡的说情的,我是顶不住了。你看咋办吧?”

呼国庆正在气头上,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吃过‘十二点’吗?”

范骡子一怔,说:“啥,啥东西?”

呼国庆也不解释,只说:“十二点。”

“十二点?”

范骡子愣了愣,跟着就笑了,说:“噢,噢噢。操,听人说,那狗日的提着在县委院里到处给人送,也给王书记送过,说是啥子‘十二点’,日货。吃了金枪不倒,直撅撅的,路都走不成……”

呼国庆骂道:“王八蛋!把全县教师的工资都给唿咚了,教师们闹着要来县委静坐呢。这都是王华欣干的好事!”

一提到王华欣,范骡子觉得不便多说什么,也就不吭声了。呼国庆仍是气呼呼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突然,呼国庆说:“老范,你说你顶不住了?”

范骡子嘟囔说:“说情的老多呀!一会儿一个电话,都是有来头的……”

呼国庆回过身来,望着他说:“你是不是也该买点‘十二点’吃吃了?你也别给我‘老六点’,你要是顶不住,就趁早说话!”

范骡子说:“只要你这里‘直撅撅’,放心了,我没吃‘十二点’也一样是十二点!”

过了一会儿,范骡子小心翼翼地问:“呼书记,那烟咋处理呢?”

呼国庆说:“啥?”

范骡子说:“那没收的假烟咋处理?你得说个话呀。”

呼国庆没好气地说:“这事还用问吗?按规定该咋处理咋处理。”

范骡子说:“要按规定,得全部销毁。可这……”

呼国庆说:“怎么了?怕那姓蔡的雇人打你的黑枪?!”

范骡子说:“那倒不是。有县委作后盾,我怕什么?就是觉得烧了可惜了,那可是一千大箱哇!”

呼国庆说:“多少?”

范骡子说:“光整的就有一千大箱,还不算那散的。有‘中华’,有‘555’、‘红塔山’……都是好牌子。”

呼国庆说:“那不是假烟嘛。”

范骡子说:“假是假,可一般人也吸不出来。这姓蔡的有些门道,这假烟也是有配方的,包装就更不用说了,比真的还真,烧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咋说也是烟,也都是冒股气。”接着,范骡子又说:“呼书记,你不是正愁教师们的工资嘛?我倒有个主意。把这些烟便宜些处理掉,教师们的工资不是就有着落了。”

呼国庆迟疑了片刻,说:“净出馊主意。打假的再去贩假?”

范骡子说:“不是贩假,是处理假货,在烟箱上打上两个红字,就声明是假烟。比如那‘中华’,真的四五十一盒,咱处理成五块、八块的,就这样算下来,至少弄他个五六百万。要是烧了,一分钱不值!”

呼国庆挠了挠头说:“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范骡子说:“处理假货是为了给教师补发工资,又不是咱私下分了,会出啥事情?”

呼国庆想了想说:“你去办吧。不过,一定要注明,是处理假货。千万别留后遗症。”

范骡子说:“那就这样办了?”

呼国庆也没再多想,就挥了挥手说:“办吧。”

可呼国庆万万没想到,一旦处理假烟的风放出去,整个县城就像炸窝了似的,买烟的竟然如此之多!连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也都是一箱两箱、三箱五箱的争着要。说起来,也都明明知道是假烟,可这假烟的赚头太大了,只要弄出去,换一个地方,出手都是钱哪!谁还管它是真是假?县里的干部,沾亲带故的谁没有一两个做生意的亲戚?于是就人托人、脸托脸地找来了……开始的时候,是谁要都给,后来一看不行,就由范骡子批条,让人去稽查大队买。后来批着、批着,范骡子也顶不住了。找来的领导、熟人太多,有的甚至连钱都不给,就成箱成箱地把烟弄走了。于是,范骡子心思一动,就弄了两个内部价格,一个价是由他批的,这个价略高一些;另一个更为便宜的价格得让县委书记呼国庆亲自批。一出现两种价格,县里的干部们都把买假烟当成了一种“福利”,你给亲戚帮忙,我也给亲戚帮忙,你能找书记,我也能找,一时,人们蜂拥而至,都来找呼国庆批条子。连市里的一些干部也不断地写条子来,条子都是写给呼国庆的。这么一来,找呼国庆批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连县里的一般干部的吸烟档次都普遍提高了。干部们无论大小,只要见了面,你掏出的是“红塔山”,我掏出的就是“555”,他一掏又是“大中华”……谁也分不清是真还是假了。气得一个很有实权的银行行长直骂大街:“我操!我一盒几十块,他一盒才几毛钱,掏出来还鸡巴一个样!跟谁说理呢?!”

当这个“内部价格”的批条权力移到呼国庆的手里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事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烟书记”,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有人找他批条。有人甚至在大街上就拦住他说,呼书记,给批两箱吧。于是,呼国庆抓起电话,发脾气说:“骡子,咋搞的?我撤了你!”范骡子就在电话里诉苦说:“呼书记,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拉大旗作虎皮的。要不这样,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你也知道,我头皮老薄呀,来的都是领导,也都知道这烟是打假打来的,他们硬不给钱,我能挡住谁呢?”呼国庆说:“你拿我当枪使呢?!”范骡子说:“我哪敢呢?这不是为了教师们的工资吗?”呼国庆“啪”一下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范骡子又把电话挂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说:“呼书记,你放心,我保证‘十二点’!”

事后,呼国庆回想起来,就觉得他还是轻看范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