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西藏生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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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西藏,在中国汉朝的时候隶属西羌国,唐代属吐番国,明为乌斯藏。历来信奉佛教,最初流行红教,相信各种苦修、符咒和吞刀吐火之术。期间有著名的活佛宗喀巴,独自进大雪山苦修念佛,悟道之后,就校正颁布各种教义戒律,排除幻术,创立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黄教,其教义传遍藏地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且深入穷苦牧民和各地信徒的心灵,至此,历史更为古老悠久的红教开始衰亡。这一变更的情形,有点类似德国著名的宗教改良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之于基督教。宗喀巴大师——这位青藏高原上的马丁·路德——身旁有两名高足徒弟,一个叫达赖,即当时的西藏王,平时住在拉萨城里,掌握全西藏政教大权,地位跟显赫的罗马教皇相似,另一个名班禅,驻后藏,仅负教皇之名而已。清朝初年,北京的中国满族皇帝为了更好的管辖各地边境,特往遥远的,对当时的交通而言路途迢远的西藏境内设立一名驻藏大臣,长年驻住在拉萨城内,往返于拉萨北京之间,加强藏地和内陆之间的监督管理,此后不久,与西藏毗邻的佛国印度,一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陆军部派驻的部队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俄国武装势力,也屡屡入侵位于中国版图上的中亚边境,企图翻越世界屋脊的门户帕米尔高原,侵占中国领地;英,俄双方争夺加剧,只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英国人是想假借西藏这块天然广漠的牧场,进而垂涎于中国内陆的四川省,以完成其谋略多年的扬子江势力范围。俄国人只是想通过西藏天险,再加上其远东军事战略上印度那一块地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一举而夺取牧草肥沃、幅员辽阔的新疆省,再进一步染指塞外蒙古,在这个过程里,由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使得大英帝国失掉了其在海外最为肥沃的一块殖民地,负痛而走的英国军队从此就把其占领下的东方的印度视为心爱的“天府”之国,英国和西藏的关系,无形中更加紧张,一方面,英人害怕俄国在西藏的问题上捷足先登,于是在一切军事外交政策上展开先发制人的手腕,利诱当时的达赖喇嘛,认西藏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唐古特政府直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英藏新约,而当时北京派驻拉萨的汉人特使某,也就在英国人的反复利诱下糊里糊涂在条约上签了字。之后国势衰亡的清政府逐不能再过问西藏的政务。达赖既入英人彀中,余下的驻藏大臣,一个比一个更昏庸老朽。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清政府自己也已到了日落西山,“泥菩萨过河”的境地,根本没有心思再去考虑,原来强大的毗邻逼近,是要再三巩固自己家的藩篱,一刻也不能够放松的!又过了几年,达赖也慢慢知道了英国人心里的阴谋,可是,其属下有一位名叫边觉夺吉的藏王,因为对沙俄有了好感,且心存幻想,竟轻率地举兵要求联俄抗英,并且借口要以参加俄国皇帝举行加冕礼的名义,远赴莫斯科以施展其纵横捭阖以夷制夷的战略,有点像现代战争的大战之前军队的操练演习,这就激怒了原先虎视眈眈良久的英国人,立即有英国军队的精兵数千,越过印度西藏边境的雪岭,向遥远的拉萨进军。闻讯色变的达赖喇嘛,一筹莫展。只好依据古老的旧法请一些高僧问卜,以卦吉凶。一名护法僧回答他说:“佛能佑我,敌可虏而收其器械,请决战。”意思是这一仗可以打,藏兵有佛祖保佑,可以战胜。满腹狐疑的达赖就相信了他的话,立即下令调动藏兵数千,图谋抵挡英国军队于庆喜关外;英国军队虽然没有高原作战的心理准备,凭借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冒险涉猎的战争经验,也借助了当时最先进的陆战武器,涉险深入;双方第一次的遭遇战,英人仓促应战,顷刻间死亡一百多人,英军只好后退,藏兵大喜,以为神言已经应验。没等高兴多久,英国人重又整顿队列,循序前进,这一次,素来缺乏实战经验的藏兵大败,战场形势若风卷残云,转眼间藏兵阵脚大乱,丢弃下一千多具尸首望风而逃。这下,苦了镇守拉萨城的达赖,他再三权衡,知道局势的变化对整个西藏不利,就痛下决心叫手下人逮捕了那名战前献卜的建亭寺护法僧人,以最残忍的刑法割下他的头颅;而后,囚其母于工布之头波沟,携带无数金银珠宝,用数百匹马驮装,又亲自率领千余名当时西藏的政教要官奔赴哈喇乌苏,即中国的青海方向,要去当时的北京向清廷求救。因为出行队列过于庞大,行速迟缓,达赖又生怕英国军队得到传闻,从后面追赶,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分珍贵宝物,秘密藏匿于一喇嘛寺,留官兵守卫,自己仅带百余人过昆仑山,为当时的慈禧太后诵皇经祈福,慈禧素来信佛,听说此事,立即大怒,命令当时的四川省总督派遣军队,取道川藏线赴援。那一年,我正好担任四川陆军第六十五标队营长官,于是随大部队即日开拔,进军西藏,由此……开始了我下面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1908年,我从长沙军校毕业后,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湖南新军,由当时的湖南总督端方首创,以旧有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营,士兵大多是农家稚子,领兵的将校大多出身行伍,惟独我所在的部队士兵,新近招募自湖南老家,一式的青年学子,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操练时吃得了苦,战斗作风也很顽强。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全国各地,湖南境内,响应者更多。当时的几次革命行动,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他们都逐渐知道了,如果不设法联络军队共同革命,不足以颠覆当时顽固的满清,于是设立同盟会支部于长沙。我因为对清政府内扰外乱日复一日的不满,所以醉心于新的政治革命,并为自己部队属下有很多有思想的青年俊秀而暗自庆幸。平常,在枯燥的训练之外,我也从地方上延请来了有名望的老师,在军营里对官兵讲解些国文史地测算课程,几年下来,众人思想为之一变,且大半加入了同盟会,有时,我们还尝试着弄些秘密集会于当时长沙的天心阁,属下士官,一时士气高涨,到湘江上乘船,到野外远足,激昂奋扬之情状,不可复制。在这乱世动荡之际,我的心里时常也苦闷抑郁,矛盾重重。既想谨守古训,鼓励激撮,以为清政府即日可以被推翻,但又害怕开场容易收场难,往往救国者,日后必将误国,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内的反反复复,简直太多了!想来思去,拿不定主意。有两天简直要想到上师那里,恳请他们允许我解职归里,回老家种田为业算了,第二年,一名要好的同学到军营来约我赴当时的湖北总督赵尔巽处会面,这之前,我听说过赵尔巽的赫赫大名,他在清朝那么多代封疆大吏中,做官为人的名声最好,回湖南后又老当益壮,锐意进取,常年兴学练兵,像我当时这样的年轻辈官兵,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教益。他的弟弟赵尔丰,是四川总督,我知道川军那边将要有一次川边之行,急需年轻将材。我们的会面,交谈甚欢,未了,赵尔巽表示愿意出资派遣我及手下进四川腹地,到他弟弟那里去干一番事业。我欣然答应。很快,我就起行了,但到了成都,发现他弟弟赵尔丰竟怀疑一切湖南来的人皆有可能是革命党,一概不予重用。过不了多久,大哥尔巽又新任四川督军,弟弟尔丰被朝廷授予即将进藏的川边大臣,任命了我为六十五标营队官,隶属协统钟颖部管辖,并且分派防驻百丈邑。这一段时间,我有很多空余,也听说了英国军队在西藏境内的行动,我部下有从西藏一路涉险归营者,我就立即派人叫他来,打听西藏山川风俗的情况,并一一参考手头仅有的一部分地图史料,对于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一天,正好逢到我的上师钟颖奉旨援藏,暗自兴奋,立即草拟出一份进藏西征的计划书,详尽历举了部队行军打算,钟颖读后,大加称赞,立即召见我赶赴成都总部,委任我做一标三营督队官。我以自己的家属亲人都留居成都,无依无靠为由,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却在一旁不停地劝我听命,师长钟颖又再三馈赠作为家用的金子,且许诺每月的饷金加倍,使我感激莫名,我才最后答应了带部队赴藏这一路途艰难的使命。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革命思潮处处遍及。四川已经算僻在边隅;但那一年里,捕杀革命党破获机关的事情,也不断听说。青年志士,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走上革命的道路,排满运动,如烽火燎原。我入藏决心虽然定下来了,但家里一名侄儿病了,妻子年龄又小,凄凉异地,形影相吊,家里人听说我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个个抱头痛哭,就好像给死人送葬一样,我自己,一时也感觉到和亲人难分难舍,想起古人说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禁仰天长叹。考虑再三,想起官长钟颖待我如晚辈,又念革命潮流,国家动荡,无论男女老幼,终难避此劫,更何况平时自己在军营里奉公守法,其实什么也没做,四川当局却也已经当我是危险的革命党人了,这样在异乡做客,生活下去,一定不是长久之计。西藏地方僻远,风俗原始,何不借这次的部队援藏,到那边去散散心,玩乐一遭,漫作避秦之游?于是就定下心来,百般劝慰家中老小,把余下几年的家事安顿吩咐停当,就挥泪和妻小话别,那一日,正是1909年七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