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的意料。姬娜除了周旋于“上流社会”之外，还有特殊的嗜好。她常常喜欢一个人跑到伦敦西区尽头的平民区，泡在一些小酒吧里，同那些从西印度群岛来的移民鬼混。结果她有好多个这样的情郎，其中有一个是34岁的西印度男人艾格康贝。她同艾格康贝搞得难解难分，却拒绝嫁给他。艾格康贝十分妒忌，偷偷跟踪她的去向。
事有凑巧，这年冬天，艾格康贝跟踪姬娜，发现她走进了华德的寓所，他醋性大发，拔出手枪连开数枪，这种争风吃醋的行径，立即引发了危机，将普罗夫莫——姬娜——伊凡诺夫的丑闻暴露出来。
其实，报界知道陆军大臣同应召女郎有染的丑闻，已有好几个月了，但事关重大，弄不好会被反告诽谤罪。普罗夫莫是个大官，这更牵涉到政府内阁的党争，所以一直不敢在报上刊登一个字。现在艾格康贝这几枪打破了禁忌，一触即发，各报第一版头条新闻立即大肆报道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
军情五处头子荷理斯紧张万分，他希望伊凡诺夫能“投奔自由”，就好替这一行动辩解，但是伊凡诺夫在英国朝野上下为这件丑闻震撼之际，突然奉调回国，溜之大吉。报界越揭越深，把姬娜同伊凡诺夫的关系也抖了出来。荷理斯深信普罗夫莫虽与妓女有染，但不会将情报泄露给苏联人。事实上事发突然，既打乱了军情五处的策反伊凡诺夫计划，也扰乱了克格勃策反普罗夫莫的阴谋。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荷理斯所能控制的了。
第二年1月6日，华德被捕，姬娜也被送上法庭。同年7月，华德在狱中服食过量巴比通，结果身亡。
★从“强奸犯”到间谍
令这位工程师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女郎突然用俄语尖叫起来。顿时，镁光灯像放鞭炮似的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至少有十条汉子从周围的矮树丛中跳了出来……
“讹诈”是间谍最常用的手段，因为非常有效，这种方法被间谍们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美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也难逃被“讹诈”的厄运，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那是1966年夏天，这位31岁的美国工程师到苏联去度假。他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都遇到一些美丽动人的女人。这些女人是那么活泼热情，同她们在一起的欢乐经历，使他认为关于西方人可能在苏联遇到种种危险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在哈尔科夫的一家饭店里，侍者特意让他去和一位金发女郎共坐一张桌子。第二天夜晚，他们便一起到一个公园的餐馆里去吃饭。饭后，女郎带着他走上一条黑暗的小径，在靠近运动场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她听任他拥抱，并热情地和他搂在一起。令这位工程师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女郎突然用俄语尖叫起来。顿时，镁光灯像放鞭炮似的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至少有十条汉子从周围的矮树丛中跳了出来，并且以强奸未遂罪将这个惊恐万分的美国人逮捕了。
在审讯时，一个自称索鲍洛夫少校的克格勃官员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将被判3年到8年的徒刑。否则的话，等待你的将是6年到16年的监禁。”
“让我同美国大使馆的人谈一谈。”工程师请求道。
“等你受到审讯和判决之后，可以让你和你们的大使馆接触。”克格勃官员回答说，“但是，你必须与苏联政府合作。”
这个美国人感到除了“合作”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想，因为他不仅同外界断绝音信，而且面临着不知将在异国被囚禁多久的威胁。苏联间谍为什么对这位工程师那么青睐呢？原来他是为一家空军承包商进行研究绝密技术的工程师。于是，克格勃官员接连三天问了工程师许多问题，然后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们把他锁在一家旅馆的一套房间里长达六天之久。由专业人员逼着他把他所从事的保密工作的技术细节都吐露了出来。克格勃似乎贪得无厌，还逼他答应为他们做间谍，并同他约定当年12月在墨西哥城同一个克格勃官员接头。
后来，这个美国人终于良心发现，把他所干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雇主，但是因此失掉了他的安全审查合格证和令人羡慕的工作。
★女秘书偷情的代价
在酒精的作用下，很快两人就亲热起来，接着库德金向罗兰提出那个要求。由于害怕暗藏的照相机和窃听器，德弗里斯小姐起先不肯，但后来……
罗兰·德弗里斯是一位年近半百的荷兰妇女，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结婚，早就不存在结婚的希望了。但在她担任荷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秘书时，她遇到了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库德金，他是一个漂亮的苏联人，比她年轻十来岁，毕业于神学院，在苏联东正教会国外部工作。他对圣像和她有共同的兴趣。从一起逛公园开始，进而一同看夜戏、吃夜饭，库德金开始追求这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妇女。他告诉她说，他不幸被骗和一个毫无情趣的女人结了婚，婚后非常痛苦。那个女人不像她，完全不能给他精神方面的欢乐，因而也就使他不可能真正得到满足。最后，他成了经常通夜留在德弗里斯小姐寓所中的客人。
同库德金相处一段时间后，罗兰和两个朋友到列宁格勒去度几天假。她原在阿斯托里亚旅馆预订下住处，可是国际旅行社却“错误的”给了她欧洲饭店二楼上的一间宽敞的房间。让罗兰想不到的是，库德金恰好也正在列宁格勒，而且就住在同一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于是，他邀请罗兰到他房里去共进午餐。在酒精的作用下，很快两人就亲热起来，接着库德金向罗兰提出那个要求。由于害怕暗藏的照相机和窃听器，德弗里斯小姐起先不肯，但后来两人一同检查了整个房间，使她确信这里没有任何窃听装置。为了安全起见，库德金还把窗帘也拉上了。
一星期之后，库德金用颤抖的声音打电话到荷兰大使馆，要求罗兰马上到一个公园里去和他会面。他说，就在那天早晨，克格勃把他带到卢比扬卡监狱，严厉地盘问他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拿出几张他们一起走路的照片给他看，暗示克格勃还掌握有更多的罪证。
库德金说由于他的“人所共知的亲西方观点”，他早就受到怀疑，现在他的前途算是全完了。库德金显得十分沮丧。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倒霉的丑闻掩盖过去呢？他和罗兰几乎同时想到一个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托夫。这个人在苏联有一大帮上层朋友，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他那里就不成问题了。
次日晚上，这个叫布托夫的人单独邀请罗兰到一个地方去吃饭。他告诉她，他已经设法把库德金的“档案”弄来了，档案中有一卷胶片，这东西他当然不会看，但她可能愿意自己研究研究。当罗兰研究这些胶片时，她看到了自己在列宁格勒的那番亲昵活动的全过程。布托夫又说：“还有一卷录音带，你想听一听吗？”罗兰知道录音带里纪录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于是害怕地哭了起来。
这时，这个愿意替人“排忧解难”的布托夫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只要把这档案全部保存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那就谁也不会知道了。不过她得签署一份声明，对他表示感谢并保证将来和他合作。罗兰按照他的口述写下声明并签了字，然后绝望地问道：“你是克格勃的人吗？”
布托夫冷冷地点了点头。
罗兰因长期的难堪、内疚和忧虑而精神有些失常，于是荷兰政府把她调离了莫斯科。一年之后，正当罗兰从某一中东国家首都的荷兰大使馆驱车回家，停放汽车的时候，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人来，用俄语向她打招呼，并且说：“人总不会忘记自己的心上人的。”罗兰一看，就是那个令人痛苦不已的布托夫。他现在来是要她积极进行间谍活动，并把她的克格勃新上司维克托·普罗科维奇·维尔科维宁介绍给她。但维尔科维宁要她窃取使馆机密的要求是如此无理和贪得无厌，她很快就不准备再见他了。而布托夫威胁她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拿出来发表，但她最后决定宁愿去自己认罪，也不愿再听命于克格勃。
像罗兰这样的遭遇就是克格勃对他们所看中的在苏联的外国人经常采用的一种典型手法。每当有人申请进入苏联国境的签证时，莫斯科的特务机器就开始自动运转起来。经过有关各处进行磋商并对有关这一外国人的现有材料进行一番估量之后，克格勃才决定是否发给签证。如果发给签证，克格勃就要进一步研究，是使这个人无所作为，还是影响他，把他拉进来，或只是监视他。而决定是根据下列估计作出的：访问者是不是一个间谍，让他做一个受控制的苏联特务或不自觉的假情报传播者是否有潜在价值，以及他有什么使克格勃能拉他下水的弱点。其他因素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克格勃当时的需要等等，都是克格勃研究的范围。如果估计到这个访问者还会再来苏联，那么克格勃也许就会暂时满足于搜集一些有关他的情报或可诬陷他的“证据”，这对他们将来有用。
一个外国人在他踏上苏联领土之前，至少已有一个克格勃官员被指派负责秘密监视他。如果克格勃对他没有多大兴趣，那么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可能同时负责监视10至20个其他普通访问者，收集并分析有关他所负责的各个外国人每天活动情况的监视报告。由于克格勃事先已为任何一个访问者规定了一条相当严格的旅行路线，因而要监视这个人就变得比较方便。苏联国际旅行社或其他苏联机构派出的陪伴人员每天必须向克格勃汇报，并不得允许访问者对旅行路线作较大的改变。
外国人进入苏联国境后，由于改变旅行计划会给克格勃增加麻烦，因而要想作出这种改变就极为困难。外国人常到的旅馆、饭馆、商店和游览地点，到处都有克格勃的特工。任何事先约定的与苏联公民的接触都得由克格勃进行安排。如果一个外国人偶然与一个苏联公民进行未经安排的接触，那么这个公民就要被审查、盘问，而在某种情况下则要利用这个人来为克格勃提供有用的情报。
如果克格勃对某一外国人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比如这个人是某个国家的科技工程师，那么监视工作就复杂得多。这个访问者在他入境的地点就会被秘密地照相，然后无论他去哪儿，他的相片都会在他到那儿之前由克格勃用无线电传真送过去。这样，他住的旅馆房间里必定有标准的窃听器和电视摄像机，而且还有红外线摄像机，能把他在黑暗中的行动也记录下来。某些房间，甚至在火车卧铺里，还装有可以注入某种气体的导管，用来麻醉外交信使，使其失去知觉，以便搜查他们的信囊，获得有用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