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当中，傅雷是我的导师。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在我们的青春期，在我们的求知欲望最为旺盛的时候，我们的本土文化刚刚经历了一场最为残酷的摧残，它被妖魔化了，变得丑陋、可耻、不洁。可我们又要求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西方去。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知道了傅雷。他带领我走向了一个无比阔大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个翻译家给人们最多的当然是文学上的滋养，可是，傅雷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了文学。一个翻译家，在他翻译的时候，一定会挑选，选过来选过去，翻译家自己的面貌就出现了。傅雷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英雄性。这个英雄性再加上我们本土文化的洁癖，它们就这样构成了傅雷的精神风貌。
我觉得傅雷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冲动，他要让那些别处的英雄用汉语思维，他要让那些别处的英雄用汉语说话。他做到了。基于此，傅雷也成了汉语世界的英雄。
但英雄永远是危险的，英雄总是与死亡连接在一起，我今天就特别想说说傅雷的死。傅雷的死我并不意外，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每当我阅读傅雷的时候，尤其在阅读《傅雷家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傅雷先生和朱梅馥女士一起走向死亡的场景。怎么会这样的呢？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样一种决绝的行动我毕竟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就往前推，我在想，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我有一个猜想，他们的交流一定非常多。这交流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恩爱夫妇的那种说说话，我想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很可能连他们的朋友都不知道，很可能连他们的孩子都不知道，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卧室里面，他们从讨论明天吃什么饭、明天买什么菜开始，点点滴滴的，鸡零狗碎的，然后，话题一转，他们谈起了一个人，一件事，谈起了一本书，谈起了艺术，谈起了人生，也许还有别的，总之，是深入的，有质量的，涉及灵魂的。这交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惊人的事情出现了，一对普通的夫妻达成了精神上的和谐，人还是两个人，却变成了一个生命，这是日常生活能给予一对夫妇的最伟大的馈赠了。一想起这个我就感动。
关于死，我们中国人有我们的死亡美学，同时也有我们的死亡理想，那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以为不可能是“死在同一天”这么简单，它另有所指。它指的是，在赴死之前，一起赴死的人得有相同的、相似的精神、灵魂，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得有高度的契合。这一来，“同日死”就有了非凡的意义。这意义不在死亡本身，而在死亡之前，在活着的时候。
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同日死”让我对他们活在一起的时候倍加感叹，我们的古人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们已经去了，在一个寂静的世界。我特别想说，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死有天地之大美。在今天这个场合，我说这样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死有天地之大美。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他们都震撼我的心。
我在这里说死亡，而四川的人民正在经历着灾难。从灾难发生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都很痛心。应当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一次的天灾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体现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勇气。但是，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一个成熟的民族，仅仅在天灾面前体现出它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其他灾难。当然，我要说，傅雷先生特别的手段我是反对的，朱梅馥女士特别的手段我也是反对的，我们不能去学。但是，他们面对灾难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之勇敢，我们要继承过来，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行为中。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勇气，天灾我们当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却可以避免其他的许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