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雁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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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列车终于进站,我站在出站口等我的朋友。出站的人几乎和进站的人一样多,我挤在一堆人中间,猜测他们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像那些出行的人一样带着大包小包。让我惊奇的是我先看到的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刚才看到的那一对年轻人,他们拥簇着一个满头银发,穿着灰色风衣的老人走出来,老人也是穿着一双牛皮靴子,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眨眼间不见了,我忽然觉得他们来到这个封闭的县城,一定是冲着雁门关来的。

出站口几乎没有人了,我的几个朋友还没有出来。我凑到铁栅栏口上朝里望,看到两个人一晃一晃走过来,他们没有带行李,几年没见,老程头发白了许多,酒糟鼻子更红了,反穿着一件T恤,像个装卸工人。阿金还是野战兵打扮,扎着一块阿拉伯头巾,但身体像一块发酵了的面团。他们显然在车上喝了酒,咬着舌头说话,影子乱舞。看见他们,以往的一些难忘日子浮现出来。我用力挥手,眼睛有些潮湿。阿金加快脚步,吹了声口哨。老程还是一步三晃,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着急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抱了抱,互相拍了拍肩膀,感觉似乎都有些老了。

走,回家去。

车站里面只停着最后一辆出租车了,司机看见我们,把车开过来。

正要上车的时候,阿金把住车门,问,多少钱?

一人五元。

我们这是打出租啊,有表吗?

司机说,不打表,一人五元。

阿金说,你这不是出租车吗?

我说,这儿都是这样。

老程说,操,这么贵,比从北京到这儿都贵。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这这儿才一人二十四元。

司机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你们到底坐不坐?

坐。

我招呼大家上车。

我偏不坐,他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们还是第一次来这儿,溜达着回去看看风景民俗也不错。你们说呢?阿金看老程和我。

老程点头。

我忙说,咱们先坐上回家吧。吃了饭再出来看。

但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也不坐。

司机沉着脸,把车发动着,低声说了句,装逼!

我有些脸红。阿金说,你说什么,丫再说一句,老子抽你。

司机不再吭声,一踩油门跑了。

我有些尴尬,说,这儿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这样,想在车站上拉客得早早过来排队,有的提前一小时就来了,从来不打表。

老程说,他们是他们的规矩,咱们是咱们的原则,咱们不是想改变世界吗?

我想起几年前,我们一大帮人从全国各地赶到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区,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义务植树,保护北京和天津的母亲河潮白河,大家都充满理想,想保护生态,改变世界。几年时间,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这么点小事情本来就不值得较劲。

沿着车站那条路两边的房子颓废不堪,有的已经屋基歪斜,房梁倾塌,稍微周正一些的还能看到橱窗玻璃上画着大盘的鱼,上面写着鸡、鸭、鱼、肉,还有一间门楣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画着红色的五角星。可以看见当年的红火。现在蒿草围住了它们,每一个都黑乎乎的,布满蛛网。

这儿应该是繁华地带,怎么这么萧条啊?阿金问。

我说不上原因,只是觉得这个车站离县城远,没有人专门来这儿,每天就那么三四趟火车,旅客下了车就都走了,也不消费。

老程盯着橱窗玻璃上的字说,他们没有摸透市场,现在是鸡鸭鱼肉赶下桌,乌龟王八端上来,而且这儿肯定没有小姐。说完他就问我,杨,这儿有小姐吗?

我正在琢磨他那两句话,想今天的饭菜是不是准备的有些简单了?没想到他猛然问我。于是反问,哪儿?马上反应过来他指的就是车站,说,没有吧,这么黑乎乎的地方,狐狸精也不住。

我问老程,你怎么反穿衣服?

老程说,这是一家书画工作室发的宣传T恤,不穿白不穿,可是我又不想替他们做广告。

从车站走出来,到了108国道,阿金说,咱们在这儿打车,我不信这儿打不到车。

话刚说完,一辆出租车过来。阿金招手。车停下。打表。去……阿金扭头看我。

西大街城墙那儿。

上了车,我给他们介绍县城的历史,还没有说完,车已经到西大街城墙了。表上的计价是七元。我忙掏钱。阿金拿出十元钱给了司机,说,师傅不用找零了。司机连声说谢谢。

下了车,他们看见巍峨的城墙和泛白的城砖,高兴地欢呼起来。

两人跑到城门洞下,抚摸着阴凉的城砖,问,你家就住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

真好啊!

咱们吃饭就到这上面来。

好!电视剧《杨家将》就来这儿拍过外景。我补充了一句。

阿金问,哪儿有宾馆?我们先登记一下。

我说,不用了,就住我家吧,大家几年没见,好好聊聊。

方便吗?

给你家添麻烦了。

方便方便,不添什么麻烦。

进了家,妻子正在逗女儿玩。看见客人回来,赶忙站起来,脸上堆出敦厚的笑容。妻子就是这样的人,见了谁都不爱说话。

接下来,妻子和我开始做饭,他们呆在客厅里边逗女儿,边看电视。

中午我们喝的是本地酒三关宴,这种纯粮酿造的酒因为酒厂经营不善,多年前就不生产了,我平时不喝酒,家里存下的两瓶一直放到现在,简直成陈酿了。

一喝开酒大家就回忆起多年前的那次活动来,大家都非常自豪,全国来了19个省的人,总共才39个,那么多媒体来采访,记者比志愿者人数都多。

我们数着哪些媒体采访过自己,酒下的很快。

老程说,当年负责这个活动的人现在已经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说起那个领导,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年激昂慷慨,意气奋发,在我笔记本上签过名并且留下联系方式,告诉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找他。我让他俩先喝,找那个笔记本让他们看。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让妻子帮着找,妻子正忙着炒菜,说她也不知道本子放在哪里。

阿金说,我还又去过丰宁,咱们当年在河滩植下的那些树都在一场大洪水中被冲没了。

我们觉得不可能,又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想起那年那个灼热的夏天,大家在丰宁高原上植树,每个人都晒得像非洲人,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我们细数当年参加活动的那39个人,可是除了自己帐篷的几个,那位国家体委退休的女伞兵,号称自己31公岁的大姐,植树时鞋破了一只赤脚继续干活;还有辽宁丹东侨务办的于丽娜,自己参加完第一期活动,又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参加第二期外,竟再想不起几个人。还有郑洁!阿金说。我拿出装在相框里的相片,我们一个一个辨认当年的队友,可是有好多都叫不来名字了,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这么差,但是记忆就是这么残酷。

两瓶酒喝完的时候,没有尽兴。老程和阿金嚷着还要喝,我让妻子出去买一箱啤酒。

那天,我们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全39个人的名字。最后大家都喝多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妻子熬好稀饭,煮了点面条,大家都没有多少食欲,吃了些便要睡觉。妻子拿出我们结婚时备下的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崭新被褥。我带些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只能睡一张床了。阿金和老程都说没有关系。阿金说,我们单位出去旅游经常一个屋子里住好多人。我又想起那次活动结束时,我们去坝上草原,晚上举行完篝火晚会后,大家住在农家旅店,一条大炕上男男女女睡了好多人,我都记不起两边挨着谁睡了,那天也喝多了。

进了我们那间屋子,我的头有些痛,胃里也难受。妻子给我倒了一大杯浓糖水,问我为什么不少喝点?女儿很快睡着了。隔壁两人打起了鼾声。我说,咱们也睡吧。妻子也许累了,很快打起呼噜。我轻轻推她一把,她翻个身。望着她呼吸时微微张开的嘴,我想她嫁给我好几年了,没少吃苦,可是真的哪儿都没有去过,这次一定带她上一次雁门关。我盘算着他们走的前一天,租一辆车一起上次雁门关,他们两个连上我和妻子正好能坐下。想好这些以后,我却怎样也睡不着,我认真想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那些人,可是好多好多确实怎样也想不起来。但是那次活动的许多场景却电影一样一一清晰浮现出来。我们举着中国青年志愿者绿色行动营的旗帜来到河滩,河滩远处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上帝的眸子一样凝视着我们。我们在布满沙砾的河滩拼命挖坑,高原的阳光刺刀一样穿透衣衫,汗如雨下,三五天功夫,大家的脸像年代久远的壁画,斑斑驳驳地起皮。植树地方不远处有一条清亮的河,休息时候去小河边洗脸喝水,或卷起裤腿下到河里戏耍。小河下游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木板悬桥,我们在上面晃啊晃啊。可是就是这条温柔的小河,发大水冲了我们半个月植的树,不知道那座喇嘛庙冲了没有?我忽然有种冲动,想去丰宁再看看,看看我们当年植树的那个河滩,记得那时还立了一个碑。树冲没了,那个石碑孤零零在河滩吗?

下雨了,帐篷漏水,一个人喊起来,大家都喊起来。高原的天气变化真大,白天还晴空万里,晚上就下起雨来。我们赶紧重支帐篷,用盆子接水。这儿的面不知道是不发酵,还是发酵不了。炊事班做的馒头一个个又小又酸,硬的像铁蛋,我一口气能吃六七个。忽然身子湿了,以为又下雨,摸摸,是女儿尿床了。马上回到现实中,想一定要带妻子上雁门关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