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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遍地开花(1)

十天的年假很快休完。这天上午,余悦君正在打点行囊,准备下午去茂林坐火车回北京,二锁子来了。

二锁子眨着一只独眼,结巴着跟他闲扯了几句,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说村里开始装电话,问老余家是不是要装,装的话,就在本子上登记。老余两口子嫌一千多的初装费太贵,最后是余悦君坚持着,在本子上签了字。

打发走了二锁子,老余家的突然提起一件事来,说一年前余悦君离家没几天,他的一个中师女同学来看他,好像还留了个电话,写在一张纸上。

“啊?!不早说!怎么不早说?!给我的信里都不提这事!”余悦君暴跳了起来,吓得她妈拍着腿忏悔:“忘了,忘了,忘了这茬儿了嘛!”立即翻箱倒柜去找那纸条,却哪里还找得到!

消息来得太突然,余记者方寸大乱:她为什么来看他?她想对他说什么?她还给他留了电话,那是要他联系她的啊!

见儿子急赤白脸那样,老余不满了:“你一出去一年,连个信都不写,还好意思蹦!你那么急的话,去她家问问不就行了,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

余悦君不蹦了,“嗯”了一声,就窜出了门。

他妈追了出来:“搬了,她家早搬了,那回来就说要搬了……”

余悦君还是跨上“金鹿”出了门,心里揣着一丝侥幸:或许她家又变了主意,不搬了呢;就算是搬了,也会给左邻右舍留下个联系地址不是?他狠蹬着车子飞跑,快爬上出草甸的第一个山坡时,车链子断了。

他喘着粗气,无奈地把他的“金鹿”撂在地上。它确实是太破太老,该退休了。算了,反正要在省城倒车,就直接去电视台找她吧,别再误了下午的火车。

第二天中午,余悦君到了省城。从车站出来,叫上出租车直奔市电视台。电视台大楼门口,值勤的武警向他横出一只手:“工作证!”做了记者的余悦君很懂规矩,乖乖地去收发室,请里面的人帮他联系。

可是,他只说要找丁玉萍,却说不上是哪个部门哪个办公室的丁玉萍,人家就不乐意了:“你看看,这么一栋大楼,成百上千号人,怎么给你找?”他就赔着笑脸,百般央求。门房试着帮他拨了几个分机,都说没这人;最后不耐烦了,把电话簿往他跟前一推:“你自己打吧!”

他就照着那本电话簿子拨电话。又拨了七八个号码,终于有人认识丁玉萍了,“她不是我们部门的,你打这个分机试试。”

余悦君大喜过望,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四个数字。

“丁玉萍?已经走了,辞职了,都快两个月了吧。”一个女声在话筒里说。

“辞职?去哪儿了?”

“具体不清楚,我也是新来的。”

“能找个老人儿接电话吗?”

“都出去采访了。”

“那,那你给我一个她的联系方式吧——我是她同学。”

“我看看啊……”

还好,对方从未及更新的通讯录上找到了丁玉萍的寻呼机号码。

余悦君向话筒、向收发室大大地感谢了一通,就一路小跑着去找电话亭打电话。本城的寻呼小姐,带着那么点乡音,不慌不忙地告诉他:“先生,您呼叫的这个号码已经停机……”

余悦君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前的车流人流,都模模糊糊。在电视台工作,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她居然辞职了。她工作不过一年,为什么要辞职?辞职后她会去哪儿?回师范学校?还是像他一样,南漂或北漂?鱼入江湖,了无痕迹,又该如何去寻她?

一辆洒水车经过,溅了他一脸一腿的泥水。他无奈地站了起来,还是先回去报到,再慢慢想办法吧。她还有同学好友,有各种社会关系,他一定能找到她,他有这个自信。他现在更担心的倒是,事隔一年,经历过诸多的人、事之后,她是不是还愿再见他。

余悦君当晚就坐上了南去的列车。第二天中午到北京,从空调车厢里出来,就像拱进了一个刚刚开盖的大砖窑里。灼灼的烈日,晒得人三魂七魄都跑了出来,醉了酒一样扭动着,似乎要随着滚滚的热浪升腾而去。

出站口外,挤满了各民办高校派出的前来接站招生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头上的毒太阳,举着牌,摇着旗,一见有学生模样的人出来,就蜂拥而上,塞广告,做介绍,或者抢过行李就要带人家报到去。站前广场上,还像农贸市场似的排出长长、弯弯的两溜招生摊位:一律的遮阳伞,大字横幅,简易桌;桌旁坐着两三个学生,满头汗水满面热情地向准学弟学妹们推介他们的名牌大学。

余悦君顺着出站口通道往外走,就踏入了一片热情的旋涡里,脸上、手上、口袋里,不断地被塞来一沓又一沓花花绿绿的招生简章——人家是把他当成了落榜生,当成招生对象了。

余悦君不由得意地笑:洒家什么大学都没进,可也本科毕业啦!信手展开几个来看,又连连摇头:明明就是个自考助学,却都吹得跟清华北大似的;为了赚人家学费,可以这么没边没沿地忽悠?想想也难怪,连偏远的黄原中学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何况是大都市的资本介入且又非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的时候,也是诸民校分瓜猎物最后一搏的时候,本该教书育人的象牙塔里,总会抽风一样,爆出许多七扭八歪乃至让人切齿的新闻来。余悦君在广州做过此类报道,而北京是民办高校扎堆的地方,他在琢磨着,是不是该选个角度再报上一报?

余悦君回到记者站,刚撂下包,站长就捏着一张字条走过来:“回来得正好,一块儿做个民办高校的选题,马上跟这个人联系!”

原来站里得到线索,说有五个从山东来京求学的高考落榜生,下火车就被圈弄去了市郊的一所民校。他们觉得那学校不像样,一起要走,却走不掉了——人家要求走也得交了学费再走。几人死扛着不交,竟被关了禁闭。当晚,两男生从二楼跳下,翻围墙逃出一人,把这事捅了出来。

余悦君约上摄影记者老胡,先去采访了那逃出受伤的男生,然后动身去学校。老胡抱着相机,一路上都惴惴的:“这种流氓学校,不会把咱俩也关起来吧?”余悦君在出租车上打盹儿:“关学生是要钱,关咱俩能得到什么?”

那学校在离城区三十公里外一家废弃的泡沫加工厂里。校园大小跟黄原中学差不多,但安保措施可是天上地下。据爆料男生的介绍,该校围墙是红砖新砌的,两米来高,上头竖着尖锐的玻璃碴;唯一的校门口,有保安24小时值守。更有一支几十人的巡逻队,不定时巡查,逃跑的两学生中的一个,就是被他们抓了回去。

两个记者一到,立即就被七八个保安包围了。一个个腰扎武装带,手持橡胶棒,吆三喝四虎视眈眈。保安队长是一个光头,操一口东北话,把两位记者好一通讯问;然后亲自指挥着,把他们押送到办公楼下的收发室里。

老胡诚惶诚恐,悄悄地向余悦君嘀咕,“咱还能出去吧?怎么感觉进了土匪窝似的!”

在收发室等了一会儿,等来一个梳着油亮分头的、自称是校长助理的年轻人。助理也是东北口音。想不到在北京这嘎达,东北的老乡们已经打下了这么大的地面,这么牛叉,这么发扬光大。余悦君挂出笑来,试着想跟乡亲们攀谈几句,人家却都板着面孔,警惕地瞪着他。

助理把老乡的证件翻来覆去审查了几遍,派人复印了下来。这才抱着两膀徐徐破题:校长开会去了;他是政协委员,和区长是哥们儿。余记者“哦”了一声,点头表示敬意。助理又说,媒体应该正面报道,不能道听途说,影响社会稳定。余记者认真地记下,然后把来意再说一遍。助理的脸色就更不好看了,说要再请示一下,起身出门,留下一群保安守着他们。

两位记者只好继续等待。等了半个钟头不见回音。让保安去催,保安不动。想出去转转,保安不许。起身如厕,保安陪着。余记者无可奈何,“那我们离开总行吧?”看守们又在对讲机里呱啦了半天,总算征得上级批示,就又一路押着他们,押出了校门。

两人走了一段,老胡说应该拍几张校门的照片。余悦君就陪着他回去拍照。老胡远远地举起相机,对着校门刚咔嚓了两下,保安们就舞着橡胶棒冲出来了。

两记者撒腿就跑,余悦君更是跑出了十一秒的百米速度。跑着跑着,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没了——拿相机的瘦弱的老胡被逮住了,像只溺水的小鸡,在一片乌压压的拳脚与棍棒的旋涡里挣扎。

“哎,别,别,有话好好说……”余悦君叫嚷着跑回去要把老胡拉出来,却比他还要早地没了。

事后,学校表现得很大度,很仗义,出了辆金杯车,把尚在地上蠕动的两位记者送到了医院。老胡后头皮撕裂,缝了七针。余悦君左下软肋又骨裂了一回。其余的,照例都是鼻青脸肿,全身多处的“软组织挫伤”。

挨打的第二天,两位记者上了新闻。余悦君以新闻人物的身份出名了,出的是他“易平”的笔名;老胡则不只出名,他缝针的后脑勺还成了两家本地报纸的主图。

老胡和小余躺在病房里,除了警察和报社的同事外,两天内接待了五六家前来采访、声援的媒体。对余悦君来说,挨打不新鲜,因为采访而挨打,还是第一遭;挨打后又成了新闻人物,从而不断地接受别人的采访,不断地“出名”,更是头一回体验。当然,这“出名”的体验既不爽快,也不划算,全身灼痛难忍,左下的那根受伤的肋骨更让他做梦都挨刀子。

到第三天,后脑勺缝针的老胡都能出去遛弯了。余悦君也试图跟他一块儿出去走走,可举手投足都扯着那根受伤的肋骨,牵肠挂肚地疼痛;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胡弃他而去,悠哉游哉地出门闲逛。

身边连本书都没有,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他就只好在脑袋里放那些已经放过成百上千回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当然是她。他在师大那场球赛中冒牌顶替遭人围攻,是她,在关键时候出来替他解了围。那天的她一身职业正装,别有韵致。他向她表白,他想她,他为她准备考研了。这可是他潜心筹划酝酿已久的,也是他自以为是的他跟她的缘分的“现实基础”(他一直觉得她跟卢啸云俩不靠谱)。谁知招来她劈头盖脸的一通奚落与叱责:考研跟她有什么关系?考上怎样,考不上又怎样?……尖锐锋利的小刀子一样的话,直刺得他想一头拱进下水道里。

不过,现在细想想,那些小刀子里夹拌着许多柔柔软软的让人心颤的东西。比如她气咻咻地说,两年了,他连封信都没有,连个话都没有,那岂不是说她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他的话吗?她说话的语气是那样狠狠的,恨恨的,恨不能向他戳刀子;如果她真不在意他,又何至于此,她完全可以客客气气一笑了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