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班时，春耕已经开始了。
余老师曾乐观地揣测，在他苦心营造的舆论攻势下，王校长已经认清轻重，要放过他们初三了；可现实不是，远远不是。
六一节那天他大概统计了一下，整个5月，黄原中学的师生们有十一天都在农场里：水田，打坝埂，插秧；旱田，下种、间苗、补苗……而他们初三，一次都未能躲过。他私下里找王显章谈过几次，每次王校长都是笑眯眯地拍着肩膀安慰他：“最近活儿太紧，没办法，下次就不用你们了！”但下次的下次，还有下次。
进入6月，又一次开会布置农场栽葱时，他就公然地抗议：“校长，这次就放过我们吧，离中考只有二十二天了！”诸位老师领完任务准备散会，一听这话，又都支棱起耳朵不动了。
“这个小余！”王显章尴尬地笑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追问这事，都有些怵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二百亩大葱咱已经栽晚了，如果再少了你们初三的主力，光初一初二还不得干半月？再说去年，人家初三可是任劳任怨，一次劳动都没落下！”
“去年就不该那样！毕竟是关系学生一辈子的事，咱这是义务教育，学生不是种地的！”余悦君近乎是直着嗓子嚷，攒了一年多的情绪喷涌而出。
语文组长孙玉良坐不住了：“小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重返语文组后的这俩月里，孙组长已经感觉到了这年轻人的散漫乖张和蠢蠢欲动，却没料到他会这样当众向校长发飙。本来可以在组里化解的事情，这么唐突地搬到了全校教师会上，弄得校长被动，自己也没面子——这不是咱带兵无方工作不力吗。作为教研组领导，他要制止那年轻人：“显章校长还有事，余子，你有什么话咱回组里再说……”
只是，那小子似乎就没意识到还有这么一号直接领导，他以一种极其轻慢的口气回他：“老孙，你先别打岔，让我把话说完。”然后转头继续跟王显章掰扯，“校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初三已经干了很多了，剩下这关键的二十来天……”
“怎么到了你们班就这么多事！我就不明白，人家家长都没说什么，你天天来跟我磨叽这个！”显章校长明显是火气上来了，手里的圆珠笔“啪”地摔在了桌子上。
一屋子人都敛声屏气，坐直了身子。王显章看看在座的诸位老师，似乎也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弄这个农场？这不也是没办法，不是想做点事嘛！看看咱这个学校，咱这些办公室、教室：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还要生炉子，一弄一屋子烟——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生炉子？还有那个围墙，一大堆窟窿，满操场都是猪啊鹅的，像个校园吗？我们一个校长室四个人，你们去城里看看，哪个学校这样？！”
“小余，你来跟我说什么中不中考，我这个当校长的不知道中考？我不想考个全县第一？我面上多有光？可做事情得考虑长远不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就得改善办学条件，就得有好硬件、好师资。学校破得跟个养猪场似的，谁******愿来？来了也想走啊。老师没有干劲，怎么提高成绩？我光凭个嘴巴说，让大伙爱岗敬业，踏实工作；可我们丁点的福利都没有，几个鼻涕饹馇工资还要拖欠半年，老婆孩子养不活，年轻老师找不到对象，一天到晚琢磨着改行走人，他踏实得了吗？！”
“想改善条件，那得钱啊！怎么弄钱？城里的学校有工厂，有校办企业，还可以从家长那儿弄点，咱行吗？咱就指着乡里那点统筹钱，一年一年维持着，结果就是一年更比一年破，破得像个养猪场！”
这话，引起了现场老师们的共鸣。“说实在的，咱还真不见得能赶上养猪场。”“工资再不发，我儿子的奶粉要断了。”“早改行早托生，这活儿干得没劲透了。”……
王校长对大家的反应感到满意，他端缸子喝了口水，“我觉得咱们乡新来的这位杨书记说得有道理：等是不行的，咱得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咱得创收。有钱了才好办事，上级来检查了，咱也能像样地招待招待，打发他们满意了，有好事也才能轮到咱，是不是？”
“说挣钱，说创收，咱个乡下学校，能干啥？靠山吃山，不就种点地嘛！现在种地勉强还能弄几个，可种地得人哪，得我们大伙齐心协力。你说你不行，他说他不能干，那都让我一个人趴地里捅去？我王显章图什么？我一天到晚耗在地里，你们看我像个校长吗？我******连个老庄户都不如！”
老师们就一起去看不如老庄户的王显章。王校长开会前刚从地里回来，上身套着个皱巴巴的旧中山装，下面穿条褪了色的旧军裤，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挂满泥浆的农胶鞋，原本白净的面皮晒得黑不溜秋，褶皱里、胡茬儿上都是土；这哪里是黄原乡最高学府的校长，明明就是一个土拉吧唧的干瘪农民老头儿。
“是啊，显章校长真是不容易，这个我最清楚：一天到晚在土里滚，昨晚还跟我换班开拖拉机呢！”范德江接话说。
“是啊是啊，咱校长这阵子可是受累了，没黑没白的，那可是小一千亩地呢。”王桂芬也附和道。
“小余，说话做事，得过脑子！”孙玉良忍不住又教训他属下。
别的老师，有人干咳，有人挠耳朵，有人扭屁股，扭得凳子嘎吱嘎吱地响，但都在看着那年轻人。
虽然是农民干瘪老头儿模样，但王校长就是王校长，帮腔者多，气场强大。
那年轻人绞着两手，有些撑不住了；他抬头看看那张老庄户样的枯脸，那胡茬儿上的泥土，几次要出口的狠话硬生生地又咽了回去。
王校长见他不吱声了，脸色也缓和下来。“小余你着急，你为你那几十号学生着想，我也理解。可你的学生也是我的学生，我就不急了吗？问题是光急没用啊，咱得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得一步步实干不是？眼下是什么时候？‘芒种芒种，忙收忙种’，这不是火烧眉毛了嘛！过了这阵子，我哪还舍得用你们去！”
老师们都起身散场了，剩一个余悦君还抱着脑袋闷在那个小凳子上。方才他总共才说了两句话，却惹来王校长的长篇大论，说得一套一套声情并茂的。
余悦君被感动着，都想到了他妈，想到小时候他妈每次把他暴打一顿之后，随之而来的那套话：“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啊……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啊……你这个不懂事的，没良心的，还跟我犟嘴……”只不过他妈说那套话时，通常会伴有鼻涕和眼泪，而王校长没有。
如今，似乎又是他这个“不懂事的”，把个学校弄得破败不堪，老师们穷困潦倒，还把那么繁重的农场活强加给了王校长，害他天天下地累成了那样。他甚至都开始自责：敬爱的显章校长，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为学校，为老师，苦心孤诣、鞠躬尽瘁；而他这个属下还不识好歹不知体贴，在这么多人面前胡言乱语……
但一想到学生，小余老师还是堵得慌：眼下，他只需要一缸子水，就能把手头的几条小鱼养活了；可人家说，要挖个大水渠，把大江大河引过来，养大鱼，大养鱼。挖大渠，大养鱼，当然是让人振奋的好事，可是，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这些小鱼被晾成鱼干？再说了，挖渠是挖渠，养鱼是养鱼，让养鱼的去挖渠，不是不务正业？既然挖大渠、养大鱼是如此功德无量的好事，那这么多年都干屁去了？
王显章还坐着没动。看余悦君发蔫的样子，他很有几分得意：发动群众，引导舆论，攻心为上，政治效果好极了。于是上前拍了拍那年轻人的肩膀，换了一种亲切的口气：“小余啊，你这么对我，我真有些失望！你应该好好想想，在中学，我器不器重你？你是我的人，如果连你都不支持我，都不为我着想，我还能指望谁去，嗯？！”
一听什么“我的人”，余悦君腾地站起来，差点又“翻儿”了。
从会议室出来上厕所，和范德江走到了一起。范师傅勾住他的脖子，热络地跟他小声嘀咕：“你这个小余，让你干活就干活呗，那学生考好考坏能咋的？你出那个头去！显章拿你当自己人，你还跟他顶着干——可好，你这么几句话，咱的豆子等于白送了！”
“豆子？啥意思？”
“咱送的那车豆子啊！他收了。你当初还怕这怕那，嘘嘘呼呼的，有啥啊？人家才不管呢！”
“老宋他们都知道了，他还收？”
“哎呀，他们现在，谁管谁啊——他也是急着盖房，缺钱呢……”
范德江还在絮絮叨叨，余悦君却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总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也总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癞蛤蟆又开始在肚子里叫了。又觉得靠在身上的这个老范就是一只蛤蟆，一只浑身布满毒瘤和肮脏黏液的大癞蛤蟆。他恨恨地一顶肩膀甩开了，胸口却还是被塞了什么东西似的窒息难受。四下望望，一切都灰突突的：围墙是灰的，电杆是灰的，教室屋顶的瓦片是灰的，连头上的天空和太阳都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