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
——《史记·周本纪》
尧、舜、禹三代治水，唯独禹留名青史，只因禹治水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人人皆知人言可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言不设防，那么会比防民之言要来得更可怕，不妨之谣言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也是所谓的人言可畏。但是设防要有个度，如何把握这个度，确实是一个困扰历代君王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当势必会带来大害。
如果过度堵民的嘴不让其说话来限制言论，就好比一味地堵塞河川来治水，那么水势必定会猛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水患势必要比堵之前更恐怖，更凶猛。
西周社会奴隶制仍然十分盛行。奴隶被主人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周围八块田地分由八家耕种，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二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所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诗句流传于世。这种土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孟子等人誉为最理想的耕作方式。由于农业劳动者从牛马不如的奴隶转变为小私有经济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成王、康王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利益集团呈现新的格局。如在昭王、穆王时期，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家道逐渐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千方百计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设法扩大耕地，经济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暴发户。贵族集团内部之部出现了新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广大奴隶过着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残暴的酷刑、人殉、人祭等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一部分聚集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的团伙，反对周王朝的统治。
夷王卒，其子厉王姬胡继位。厉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力已出现衰象。这时候，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
原来臣属于周的噩国，其国在今南阳东北一带，看到周的势力衰弱，就乘机叛周并企图侵占周的疆土。于是噩侯联络南淮夷和东夷部落，出兵进攻周的东部疆域和南部国土，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严重影响着京畿的安危。
周厉王为了保卫京都和周的社稷，从宗周调来了西六师的部队，又从北部调来殷八师的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河洛地区聚集，企图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噩国的军队。厉王依靠贵族大臣的亲兵来抵御噩国的进攻，周将禹率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两百人，徒兵千人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厉王终于击败了噩侯，保卫了成周的安全。
周厉王攻噩之战之后，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又发兵向周进攻。周厉王命虢仲率兵反击，未能取胜。淮夷气势更为嚣张，又一次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一路浩浩荡荡，深入到周的中心地带，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厉王亲临成周指挥反击战，所率的周兵自洛水上游连续发动多次反攻，使淮夷无法招架，只得败退，纷纷逃窜。周军乘胜追击，最后彻底击败了淮夷。由于周厉王攻噩及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周的军力有所增强，西周王朝国威也有所振作。
即便如此，厉王没有把平定诸侯之乱的决心和智慧用在处理内政上。从这点看，厉王和前代的夏桀商纣一样，即位初期都能有所作为，振兴国威，但接连的成功后，他们都渐渐自满奢侈，初期取得的成就和战绩也随之不复存在。
厉王对待诸侯大夫非常残酷苛刻，他认为父亲对他们过于宽厚，转而以严酷的手段来加强对臣下的打击。不久，他就借故烹杀了齐哀公。
周厉王又走上桀、纣的路子，越发奢侈荒淫，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决定增加赋税。要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这是困扰他的一个问题。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甚至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进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很伤人心的做法。”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免责实行“专利”。
沉重的赋税，已使平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厉王的“专利”政策，又使平民更加忍无可忍。于是，街谈巷议，抨击朝政；痛哭詈骂，直指时弊。
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厉王实行了更为恐怖的言论控制，防民之口。他派了一个佞臣卫巫于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捕来杀死。后来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被杀死。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这就是典故“道路以目”的来历。
大夫芮良夫规劝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知道独占财利，却不懂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谁想独占它就会触怒很多人，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厉王还自以为能止谤，压迫更甚于以前。他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专利’，再也没有人咒骂了吧。”召公是个有头脑、有见解的政治家，曾经屡屡进谏厉王。现在见到厉王如此倒行逆施，执迷不悟，他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住，一旦决堤，伤害的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巴，不让人民说话，其后果和堵住大水是一样的。治理洪水的方法就是要疏通水道，让它能够自由的奔涌；治理民众的方法，也是应该广开言路，让百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要堵在心里。天子掌管朝政，要让上至公卿、列士、近臣、亲戚，下至百工、庶人、以至奴隶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君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避免或者少出差错。所以，百姓心中有想法，就会通过嘴巴说出来，如果硬要堵住百姓的嘴巴，后果将不堪设想。”厉王听了，不但不予以采纳，还一意孤行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的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仍然一意孤行，实行暴政。
有压迫就有反抗，周厉王的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