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拜左车骑将军徐荣为营都大监，将作大匠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在外朝，如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御史大夫刘和、宗正杨奇、廷尉张邈、太仆孔融、将作大匠董昭、光禄大夫钟繇、司隶校尉陈宫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在中朝、内朝，尚书令崔琰、中书监陈群、侍中孙资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外朝和内朝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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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主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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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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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如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di）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上，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丞相蔡邕大人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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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长公主为此书告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辨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长公主犹豫不决，无从取舍。丞相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李玮、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太傅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大司马大将军李弘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李弘、鲜于辅、徐荣、张燕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经文，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经文和理解经文是两回事，理解了经文，掌握了经文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到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鲜于辅、徐荣、张燕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经文，在晋阳大学堂里学了很多治国之术，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李玮、谢明、田畴、田豫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内、外朝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经文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学的是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后来郑玄到了北疆后，他们开始学习“新经”，曾在邯郸、晋阳大学堂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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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在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做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的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速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做为儒学基础的礼制发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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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这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过去张温、卢植、马日磾等人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当时李弘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后来官学的事出人意料的顺利解决了，李弘当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深刻理解。现在，他理解了，但事情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并不是自己支持哪一方就能轻松解决此事。
在这件事上，董卓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最终导致他彻底败北。董卓听信了袁隗的话，倚仗手中的武力修改官学，设立古文经博士，把古文经学也纳入了官学，结果激怒了今文经学士人，引发了流血惨案，继而各地州郡联军讨伐董卓，局势再也不可控制。
官学虽然关系到国祚命运，但它是儒士们的事情，是学术的事情，和武人没有直接关系，武人的介入只会让这场学术之争更加复杂，更加血腥，甚至引发局势的剧烈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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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琰希望得到李弘的支持，但他的话说得非常婉转，显然他也担心武人的介人会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李弘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欣赏崔琰的谨慎，但现在问题不是武人能不能介入的事，而是如何保证朝堂稳定，如何保证中兴大业不会受到此事的伤害。
李弘考虑再三后，郑重问道：“那么，我如何才能帮助你们？”
崔琰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将军，在此事没有解决之前，万万不能用兵，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兵。大将军出外征伐，不仅仅是朝堂失去震慑的事，而是大军的安全，社稷的安全。粮草辎重全部控制在朝廷手上，一旦朝廷以大军的安全要挟大将军，大将军怎么办？一旦个别州郡动乱，朝廷自顾不暇，大将军又出兵在外，社稷的安全怎么办？”
李弘心神震颤，脸色微变。
“我知道西疆的事非常紧急，但朝堂上的事更加紧急。事有轻重缓急，请大将军务必三思。”
李弘微微点头，又问了一句，“还有吗？”
“如果大将军愿意，请你约见一次大司农李玮大人和长公主府长史朱筱岚大人。”崔琰说完之后，两眼盯着李弘，眼神极为期待。
李玮在朝堂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势力庞大，直接影响中书监的决策，目前虽然他已表明了立场，但事关朝廷稳定，他极有可能顶不住各方压力而放弃对崔琰的支持，当然了，如果有李弘的绝对支持，那又另当别论。筱岚的作用更重要，目前能对长公主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只有她，如果长公主迫于形势，早早拿出决断，那麻烦就大了。
在崔琰、郗虑和赵松三人的期待中，李弘终于点了点头，“我找个机会，到李大人府上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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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李弘书告鲜于辅、徐荣、麴义、张燕、吕布、玉石、颜良、杨凤、赵云、文丑、樊篱、张白骑、张辽、何风等十几位在京武将，详细述说了自己的担忧，告诫他们不要参予“明堂制度”的争论。在朝堂上，只带耳朵听，不许说话，更不许发表任何言论。（按律，大臣们之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聚会，有什么事只能以书信来往。）
大将军约见崔琰三位大臣的事，显然刺激了朝中的大臣们。朝堂上的争论日趋激烈。
长公主烦躁不安，屡次派人催请太傅杨彪入朝议事，但杨彪百般推辞，就是不去。长公主生气了，手诏大将军李弘，你亲自去一趟看看。如果他不能走，就把他抬来。
杨彪叫苦连天，“大将军，你何必为难我？我去了总要说两句吧？我说什么呢？”李弘笑道，“实在不行，你就装聋作哑吧。”
杨彪驻着拐杖上朝了，他还真能装聋作哑，人家说东他说西，胡搅蛮缠，最后长公主气得一挥手，“你回家养病去吧，不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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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下，局势的发展有些失控，大臣们在朝议上本末倒置，该议的事不议，整天在明堂制度上争论不休，接着开始有大臣开始抨击“新经”了。
率先开始对“新经”发难的就是太仆孔融。孔融是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他引经据典，指出了“新经”很多不足之处。接着宗正杨奇也开始了，杨奇是今文经学大家，他的话就难听了，几乎把“新经”骂得体无完肤，最后就差没有说郑玄沽名钓誉了。
崔琰、郗虑、赵松勃然大怒，马上出言反驳。
崔琰三人毕竟小一辈，激动之下，言辞上对老一辈颇有些不敬，而且对今、古文经学的某些驳斥明显措辞不当。这下激怒了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廷尉张邈、光禄大夫钟繇（洛阳攻克后，他从兖州返回了朝廷。）、司隶校尉陈宫等大臣，大家一拥而上，齐声讨伐。
崔琰三人抵挡不住，有些手忙脚乱了。大司农李玮适时站了出来，接着大鸿胪袁耀、京兆尹赵戬，还有朱穆、田畴、田豫、余鹏、谢明等大臣纷纷出言相驳。
朝堂上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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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主有些吃不消了，她看出局势发展正在逐渐失控制，随即督请郑玄、王剪等大师加快进京速度，并请大司马大将军李弘出面斡旋，尽可能先稳住朝堂局势。
李弘最近因为西疆和益州的事，和一帮将军们天天在大司马府军议，商量对策，并没有参加朝议。接到长公主的手诏后，他非常吃惊，没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三派经学之间的矛盾转眼就爆发了。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朝廷要做的事太多，如果把时间都耗费在这上面，朝政将被严重耽搁。
李弘马上登门拜访丞相蔡邕。蔡邕初先对李弘约见崔琰等三位大臣很是生气，但后来看到北疆武人先是告假走了一批，然后留在朝堂上的人又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更搞笑的是武威将军何风竟然在朝堂上睡着了，由此可见李弘还是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关键，及时退出了这场和北疆武人没有太大关系的经学之争，所以他对李弘的态度又大为改观。
李弘劝说蔡邕，说各州刺史，各郡国太守、国相马上就要进京上计（各地方向朝廷呈交计书，其内容为郡国一岁中的租赋、刑狱、选举等等情况），事务繁多，还是把“三雍”的事先放一放，暂时搁置争议，没有必要把事态扩大化。
蔡邕叹了口气，“我听说，你又打算出征了？”
李弘笑笑，“是不是子龙告诉你的？他和文姬应该搬出去住，不应该再和你住在一起。”
“我就文姬一个女儿，子龙一个女婿，如果他们都搬出去了，谁来侍奉我啊？”蔡邕笑着摸了摸颌下的白须，“我老了，没有多少年活了，能天天看到他们，听到孙子们的笑声，我就很知足了。”
李弘笑着安慰道：“我看先生至少可以活到百岁。”
“算了，你不要安慰我了。”蔡邕挥手笑道，“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我早死在北寺狱了。这十几年来，我看到文姬嫁给子龙幸福地活着，看到孙子们环绕膝前、天真可爱，我已没什么奢求了。”
“是吗？”李弘一语双关地问道，“先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期望没有实现，是不是？”
“我看不到了，也许你还能看到。”蔡邕神情渐渐严肃，“明堂制度的事，牵扯甚广，估计你也从崔琰大人那里听说了前因后果，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说了。这件事我要感谢你，大将军能置身于朝堂争斗之外，能清醒地看到争斗之后的东西，的确不容易。”
“我是朝中之人，就算我想独善其身，恐怕也跑不掉啊。”李弘面带笑意，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是当然。”蔡邕说道，“但只要你能看到事情的本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打算出征西疆。”
“不行。”蔡邕非常坚决地摇摇手，“出征是下下之策。朝堂上马上就要血雨腥风了，你不能离开长安，更不能出征。”
“我只有出征，才能暂时压制住朝堂上的矛盾，才能避免这场血雨腥风。”李弘望着蔡邕苍老而疲惫的脸庞，一字一句地说道，“年底一到，各州郡大吏云集京都，事情很有可能失控。”
“朝廷没有财赋。”蔡邕白眉微皱，冷声说道，“你想打西疆，但打西疆需要多少钱？打下西疆后，回迁西疆百姓、安抚西疆羌族，又要多少钱？占据了西疆，我们要守住西疆，要派驻军队，要西迁人口到河湟、河西一带屯田戍边，这又要多少钱？韩遂在西疆奋斗了十几年，为什么最后还要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强行攻打关中？”
“子民，冷静一点。我们打下西疆，占据西疆，并不等于稳定了西疆，相反，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要想拿下这个包袱，朝廷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所以打西疆不能急，我们先要做好背上西疆这个沉重包袱的准备，然后再去打西疆。”
李弘暗暗叹了一口气。他一直想试探蔡邕的态度，但现在看来，蔡邕心意已觉，朝堂上的这场血雨腥风已经不可避免了。
“我能帮你什么吗？”李弘沉默很久后，恭敬地问道。
“稳住京都，稳住州郡，稳住军队。”蔡邕平静地说道，“只要军队不乱，州郡不乱，京都不乱，就算朝廷乱了，也影响不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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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李弘又分别拜访太尉荀攸、御史大夫刘和、太常许劭、宗正杨奇、廷尉张邈、太仆孔融，最后他走进了大司农李玮的府上。
李玮和筱岚夫妇把李弘引进了书房。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家常。筱岚说，大将军回去要好好管一下你家的秀儿，她都八岁了，再过四五年就要出嫁了，还象男孩子一样“疯”，无法无天。李弘知道秀儿一定又闯祸了，很是尴尬，“出了什么事？信儿又被打了？”
“昨天右贤王刘冥的儿子刘潭来了，他们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北郊射猎。你家秀儿说射猎没意思，要射就射人。”筱岚还没说完，李弘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李玮连忙阻止筱岚，但筱岚心痛儿子，气呼呼地数落了几句。几个孩子取下箭头，分成两队“作战”。李信不小心射中了秀儿，秀儿大怒，冲上去把李信一顿暴揍，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了。李信回家还不敢说。正好庞德的儿子庞会在，筱岚三两句就把事情始末“诈”了出来，筱岚溺爱儿子，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李弘连连赔礼，“这样吧，我收信儿为徒，亲自授他武技。下次再遇到这事，信儿最起码不会吃亏。”
“什么？”筱岚急了，“还有下次？你回去警告秀儿，不准她打我们家信儿。”
“好，好。”李弘和李玮相视苦笑。碰到这种事，两个男人只好任由筱岚骂两声出口气了。
这时筱岚突然反应过来，“大将军，你刚才说话可要算话，不许反悔。”
“我知道。过几天，你让信儿到我府上去住。我既然收他为徒，这孩子就交给我了。”
“那不行。”筱岚马上摇手道，“不行，不行，你家秀儿会欺负他，绝对不行。”
李弘大笑，“你太溺爱信儿了。信儿看上去很文弱，其实他性格很刚强，如果多加磨炼，将来肯定能像他外公一样，出则为将，入则为卿。好，好，随你。不过我如果出征，他可要跟着我，不能再留在家里了。上次，你应该听我的话，让他到洛阳战场上去看一看。”
“颜霸、赵统、庞会那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野，信儿跟他们在一起，每次都吃亏。”筱岚一脸心痛地说道，“信儿如果去了，还不被他们几个当马骑？以我看，小天子给你这样培养，迟早会像你一样，将来不是头豹子，也是头老虎。”
李弘笑道：“当然是头老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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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说笑了一阵，话题渐渐转到朝政上。
“仲渊，朝堂上的事，越来越不对了。”李弘把拜访蔡邕、荀攸等几位大臣的事说了一遍，“我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
“当然有事要发生。”李玮笑道，“如果不是我一直给崔琰几位大人撑着，他们可能已经出事了。”
李弘稍稍沉吟了一下，转头望向筱岚。筱岚从容一笑，“殿下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要不然她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郑玄大师尽快赶到长安，但殿下显然高估了郑玄大师的影响力。今日无论在朝堂上，还在是经学上，无人可比蔡邕大人的声望和权威。这场论辩，郑玄大师极有可能败北。”
“可有对策？”
“如果杨彪大人和许劭大人能助一臂之力，郑玄大师或有取胜的机会。”
李弘想到杨彪的世故，苦笑摇头。
“大将军，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没什么可担心的。”李玮胸有成竹地说道，“这场论辩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新经”，为他们一下步修改官学做准备，但今、古文经学的矛盾根深蒂固，反击的机会比比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控制局势，如何以最小代价达到最大目的。”
“他们想修改官学，想控制决策权，想把我们北疆人逐渐赶出朝堂，我们不得不反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场争斗迟早都要爆发。”筱岚说道，“但现在时机不好，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祸，所以大将军务必要稳定军队，稳定各地州郡，确保京都的安全。”
“你们的意思是……”
“出征西疆的事要无限期延迟，直到朝堂彻底稳定为止。”李玮断然说道，“大将军适当的时候要离开长安，可以到洛阳，也可以到冀州邯郸，甚至可以巡视大漠。”
“你在长安，威慑力太大。”筱岚看到李弘脸显忧色，急忙解释道，“威摄力太大，也就意味着各方的生命没有保障，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可能铤而走险，出手行刺大将军。如果大将军在长安被刺，事情马上就会牵扯到北疆武人和军队，局势随即一发不可收拾，无人可以控制，包括大将军自己都控制不了。”
李弘想到何进死后的洛阳兵变，想到董卓死后的长安兵变，想到孝献皇帝病重后的晋阳谋逆大案，顿时不寒而栗。
“只要大将军在外，保持对京都的威摄力，长安就出不了大事，即使长安出了大事，也还有挽救余地。”李玮接着筱岚的话说道，“这次经学之争是因明堂制度而起，应该是文斗，如果处理得好，一番惊涛大浪后，朝廷就会平静下来。”
“文斗？”李弘疑惑地问道，“文斗是什么？还有武斗？”
“文斗就是辩论、清议，谁赢了，这场危机就解除，经学各派之间的争斗继续延续下去，就象当年许劭大师跑到洛阳吼了几嗓子，鸿都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一样，但经学各派之间该怎么斗还怎么斗。至于武斗……”李玮迟疑了一下，“武斗就象当年的党锢之祸一样，要死人的，争斗双方都要死人的。”
“没有更好的办法？”李弘越想越是心寒，心有不甘地追问道。
“只有更坏的办法。”李玮苦笑道，“如果用武力，董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借助外力，本朝两次党锢之祸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儒士之间的事，是士人们之间的对决。”筱岚用力挥了挥手，神情坚决地说道，“天子也好，长公主也好，大将军也好，都没有必要介入。这场对决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中兴大业的成败，只能赢，不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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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将军的说服下，大臣们暂时搁置了争议，转而集中精力处理政务。
十月，镇北大将军阎柔从河西送回捷报。
今年开春后，雷子、弧鼎、弃沉等人在武威郡的姑臧、休屠、鸾鸟一线遭到了羌人的前后夹击，形势一度很危急。
四月，柯比熊、步度更带着军队和大量的牲畜从大漠西部的草场重新返回到河西战场，帮助雷子守住了姑臧，但由于张掖、酒泉的羌骑军队从弱水一线顽强进攻，迫使雷子和柯比熊等人不得不两线作战，战局随即出现胶着状态。
七月，大漠雨季结束后，镇北大将军阎柔、右贤王刘冥带着一万铁骑加入河西战场，并沿着长城西上，连克张掖郡的番和、日勒两城，并在弱水一带击杀两千羌骑，顺利攻占删丹、屋兰两城，距离张掖郡的郡治斛（hu）得城近在咫尺。
这时，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牲畜和军械供应不上，阎柔不得不命令大军后撤到屋兰小城坚守。
八月，姜舞、穆斯塔法、狂风沙率一万两千骑杀进武威，沿着天穹沙漠南部的长城，悄悄赶到了仓松、鸾鸟一线，并向虹日的羌骑发动了迅猛一击。羌骑猝不及防，折损一千八百余骑，仓惶后撤到金城郡的令居一线。
不久，虹日、铁头、风暴重整军队，再次向武威发动了攻击。
九月，阎柔赶到姑臧，集结了大约四万铁骑，命令雷子带着他们秘密埋伏到姑藏城东三十里外的长城附近，自己带着五千铁骑诱敌，打算伏击羌人，但虹日极为谨慎，每次追到长城脚下即退兵而去。
九月底，阎柔决定放弃姑臧，佯装粮草不足撤兵而去。雷子率军先撤，翻越了亦不剌山，在休屠泽补充了食物和水之后，迅速进入天穹沙漠，再次潜伏到姑臧城附近的长城脚下。
羌人夺回了姑臧，非常兴奋，随后追击，并抢在汉军之前赶到亦不剌山，切断了汉军的退路。阎柔慌不择路，率军向天穹沙漠撤退。羌人中计，被汉军包围，拚死突围。双方死战，直到日落。虹日率军突围逃回了金城郡。汉军斩首四千三百级，占据武威郡。
阎柔在书信中说，大军虽然收复了武威郡和张掖郡四城，重创了河西羌人，但由于缺乏粮草军械，不得不暂时停止作战。为了让留守河西的军队度过冬天，柯比熊、步度更、刘冥等人留下了牲畜和军械，各自带着军队返回了大漠。明年春天，步度更将率领族人迁移到河西，并和我们一起继续西上，收复张掖、酒泉和敦煌。
阎柔在书信中大加赞赏柯比熊，认为柯比熊和他的部下在河西战场连续奋战两年，为朝廷收复河西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最后让他两手空空而回，实在有些对不起人，希望朝廷能给予其丰厚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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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接到捷报后，下旨嘉赏河西战场上的将士，并重赏参战胡族各部。
大司马大将军李弘上奏朝廷。
明年，步度更、弧鼎、弃沉、木桃、木李等鲜卑首领陆续率部落迁入河西后，北部鲜卑的拓跋韬和拓跋貉有可能趁机兼并西部鲜卑的草场，因此有必要下旨给漠北都护府都护燕无畏和汉北郡太守赵恒，请他们妥善保护西部鲜卑各部落的领地，在步度更等部落尚未在河西稳定下来之前，大漠上的任何部落都不能占据这些草场，并督请拓跋韬、拓跋貉两位鲜卑首领尽可能出兵河西战场相助，并向河西战场输送一定数量的牲畜。
另外，柯比熊回到中部鲜卑后，因为实力有所减损，东部鲜卑可能乘机脱离柯比熊的控制另建王庭，大漠上的势力平衡可能会被打破，所以有必要督请征北将军鲜于银、辽东都护李溯、幽州刺史牵招、辽东太守公孙度，密切注意大漠、辽东一带的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继续保持对胡族各部的威慑，确保大漠和北疆的稳定。
长公主准奏，以天子名义下旨，督请燕无畏、赵恒、鲜于银、李溯、牵招、赢秦、公孙续、公孙度等文武大臣，尽力安抚胡族各部，并大力整训军队，修缮关隘，时刻保持对胡族各部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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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凉州刺史皇甫郦上奏朝廷，禀报西疆最新局势。
皇甫郦奉旨撤军上邽（gui）退守陈仓后，没有返回朝廷，而是和凉州府的掾属一起，继续待在征西军大营里，准备随时再度杀进西疆。他和西凉叛将一直保持着联系，韩翼和凌孺两人经常写信给他，通报最新的局势，有时也要一点粮食军械。
在朝廷的西疆策略里，对西凉叛军还是有维护的意思。既然先是驱虎吞狼，那总要把虎养肥了，不能让虎吞狼未成，反而被狼吃了。一旦“吞狼”成功，两虎就要相争，那更要养肥西凉叛军这头老虎了，否则西凉给刘备霸占了，麻烦大了。
然而，西疆的形势并没有预料的那样顺利。驱虎吞狼，虎是放出去了，狼却并没有吃掉，相反，两虎还有被狼群分而食之的危险。
刘备率军赶到陇西会合关羽的时候，关羽、庞义的军队已经攻克了鄣县，正在攻打临洮（tao）。临洮是通往岷山的必经之路，是参狼羌、白马羌回家的要道，所以雷飙、雨锋再此驻有重兵。关羽攻打此城的意思，也就是切断羌人的退路，逼迫羌人沿着洮水仓惶后撤，以便给自己创造伏击敌寇的机会。
羌人都是骑兵，擅长骑射，和北疆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关羽知道硬拼肯定打不过，只能用计险胜。羌人没有守城的经验，但关羽也没有攻城的器械，只能就地取材制造，但制造需要时间，而羌人显然不会给他时间，所以他攻打临洮是假，诱敌回撤，中途伏击是真。
雷飙和雨锋果然中计，闻讯后率部回撤。关羽、庞季率主力在临洮河中部的龙桑城设伏。羌人的前锋军一千人全军覆没，剩下的羌人调转马头，一溜烟全跑了。
刘备、关羽合兵一处，攻打临洮。临洮的羌人守了十多天，没有看到援军，慌了。这时关羽命令手下把一千颗羌人的人头用矛高高挑起，沿着城池四周纵马欢呼。羌人大恐，弃城而逃。
临洮拿下，大军继续西进，攻克安故城，然后兵临陇西郡治狄道城下。
诸葛亮献策，在临洮河上佯装筑堤，做出倒灌城池的样子，然后又派人在城外山上遍插旌旗，多燃篝火以为炊烟，做出十万大军的假象。
羌人大骇，弃城而逃。
雷飙、雨锋和厉材、差都会合于大夏城。汉人这么快打进陇西，很让羌人吃惊，但羌人并不害怕。他们只要退到河湟地区，凭借地形优势和铁骑的速度，汉人很难击败他们。
刘备乘胜进军，但他很快发现大夏、枹罕一带有大量羌骑，接着关羽的前锋军就和羌人打起来了。关羽大败，损失了一千多人，狼狈后撤。刘备准备不足，粮草也不足，军械也不足，将士们因为连续行军作战，加上水土不服已经疲惫不堪，再战肯定要失败。刘备随即退守狄道，并向武都郡的韦康、简雍催要粮草。
武都郡的郡治下辨，距离陇西郡的郡治狄道有一千五百多里，而且一路上多是栈道和山道，车马行走不便，粮草军械的运输极其困难。粮草军械不能及时送到，而且就算送到了，也难以满足三万大军的连续作战，所以刘备的大军就此停在了狄道，难有做为。
汉军停下了，羌人就活了，铁骑神出鬼没于山林沟壑，频频袭击汉军粮道，刘备头痛不已。刘备书告早就赶到武都郡的张飞，留守武都，不要到陇西会合了，这地方太穷，人多了，大家都会饿死的。
八月，武都郡太守韦端给韩翼送来了粮草辎重。韩翼在翼城、上邽一线部署了少量兵力，然后和张任、杨任一起，西进攻击金城。九月，韩翼先后攻克了榆中、金城，并和陇西狄道的刘备取得了联系。听说刘备已经占据陇西，韩翼有些急了，急忙命令杨秋带着前锋军逼近金城郡郡治允吾。
这时已经到了九月底，天气渐凉，韩翼考虑到此处距离翼城已经有一千多里，粮草运输困难，粮道随时都有可能被羌人截断，于是督军猛攻允吾。
本来所有人都以为虹日的河西羌被北疆军牵制在天穹沙漠，暂时回不来，谁知虹日在天穹沙漠大败，带着军队杀了回来。河西丢了，他总要找个地方存身，而河湟地区当然是首选之地。
韩翼遭到了羌人的前后夹击，大败，匆忙撤回了汉阳郡的平襄城。因为粮草不够，张任、杨任率军撤回武都郡，并打算返回汉中和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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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拿到皇甫郦的奏报后，心情很沉重。
驱虎吞狼没有成功，虎太弱，而狼太多。另外给虎提供粮食的汉中和巴蜀好象也有知难而退的意思，如果刘备和韩翼失去了粮草支援，估计西疆局势立即一边倒，那时不是虎吞狼，而是狼吞虎了。
从目前西疆局势可以看出，大军的确没有条件远征西疆，不是军队多不多的问题，而是粮草辎重够不够的问题。丞相蔡邕大人说得对，就算我现在打下了西疆又怎么样？羌人入侵问题得不到根治，西疆百姓的生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更严重的是，西疆用什么办法屯田戍边？现在还有多少百姓愿意到遥远、荒凉而充满危险的河西、河湟地区屯田戍边？
李弘和鲜于辅、徐荣、麴义、张燕等人商量了很久，觉得只有借助北疆的戍守办法，彻底征服羌人，把羌人迁到西疆，把西疆周边的羌人都变成归属羌人，然后再慢慢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把他们慢慢变成汉人。让西疆人戍守西疆，这似乎是目前唯一的办法，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充满了艰险和危险，但西疆一百多年的战火不能再延续了，必须想个办法把它彻底解决掉，否则西疆这个沉重的包袱根本甩不掉。西疆的噩梦不能得到根治，大汉的中兴永远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在李弘的要求下，大司马大将军府的从事、掾属们开始筹划远征西疆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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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徐州曹操、江东孙权的特使到达栎阳。
毛玠和程普两人被小天子赶离洛阳后，急速返回到徐州和江东禀报。曹操和孙权虽然很愤怒，但面对屯兵于中原的几十万北疆军，他们不得不低头。
两人书奏朝廷，献请罪表。朝廷还是那一套，好言安抚一番，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要求。曹操和孙权大喜，知道河北在洛阳大战中元气大伤，短期内无力南下，胆气又壮了。
这次曹操的特使是荀彧，江东的特使是张昭，都是两地相当有份量的大吏。两人拜见了天子和长公主后，随即被安排到馆驿，和大将军李弘具体商谈受抚一事。
朝廷这种安排，表现了足够的诚意，而曹操和孙权也做了精心的准备。双方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荀彧和张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恢复五等爵位制，提到了“桓、文之功”，其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打着尊奉天子和朝廷的旗号，行割据之事实。
李弘大笑。你们这种伎俩，前几年袁绍已经做过了。你们要求恢复五等爵位制，其实就是逼着天子和朝中大臣们杀我，但你们想过没有，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就算我死了，大汉的军队也不会乱，大汉的朝廷更不会乱。我大汉有杨彪、蔡邕、荀攸、许劭、贾诩、李玮、田畴、田豫、傅干等数十员名扬天下的文臣，有鲜于辅、徐荣、麴义、张燕、吕布、玉石、颜良、杨凤、赵云、阎柔等数十员威震四海的武将，有四十万精锐的步骑大军。天子在他们的辅佐下，难道还不能平定天下，中兴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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