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都是关于儒道相融的事，很枯燥乏味，大家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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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推行新政前前后后也有十几年了，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收复疆域的扩大、各项制度的深入修正，我们推行新政的阻力越来越大，很多改制之策甚至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得以实施，这说明新政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反思，探寻其中的缘由。”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以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之争，是利益之争，是学术之争，所以一直竭尽全力在这几个方面予以解决，但我们没有解决好，反而让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这时飞燕兄突然在晋阳提出了儒道相融、援道入儒的学术改良之策，此策犹如醍醐灌顶，让人豁然开朗……”李玮叹服道，“这其实正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解决之策啊。”
“现在我们知道了，新政推行阻力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赖以制定国策的学术思想已经不适应中兴大业的需要了，经学腐朽了，老化了，我们需要新的学术思想，需要新儒学，新道学，或者其它某种更好的学术思想，这种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思想将成为朝廷制定国策的新基础，继而让学术和国策相适应，让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共振社稷，共兴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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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眼前一亮，立时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维艰的原因。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经学当真走到穷途末路了？”
“的确走到穷途末路了。”李玮说道，“自大儒董仲舒创立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新儒学以来，经学各派历尽争论，先有孝宣皇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之议，后有孝章皇帝的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之议，最后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经学各派求同存异，互相协调，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学的结合，经学各派随即由纷争走向统一，而‘三纲五常’也在神学的华丽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经学理论法典《白虎通义》。”
“朝廷以皇权的力量结束了经学内部的矛盾与纷争，经学就此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儒学从子学演变为经学，又从经学堕落为神学，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新经学、今古文经学，三家在注经的时候都用谶纬，由此可见经学衰落到了何种地步。谶纬之学流传了三百多年，已经从骨子里渗进了经学各派，要想彻底根除神学对经学的侵蚀，没有外部竞争的动力，没有新兴学术的援助，没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儒学面临的挑战还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础是名教之治，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包含忠、孝、仁、义、礼、信等教条。这些名教经过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后，又添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成分，并发展成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这使得新儒学带上了浓厚的宗教神学伦理道德观，遭到了历代大儒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学的至尊地位因此受到动摇，接着它又遭到了两次党锢之祸，这给了奉儒家学说为圭臬的儒士们以沉重打击，马融、蔡邕、郑玄、许劭等大儒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求助于道家学说，以黄老之学注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学说解释儒家名教，试图援道入儒，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论证，极力挽救和重振儒学。”
“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西凉边章韩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进京、祸乱社稷，从初平年间开始，袁绍、刘表、曹操等人又互相混战，这些人表面上高唱着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篡夺社稷的工具，肆意践踏和亵渎儒家的礼法名教，传承数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无法维持天下的稳定，保护社稷江山，儒学随即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们也因此悲观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儒学已经衰落、凋零，正在像马融等大儒一样积极寻求挽救和振兴儒学之道。”
“儒学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而解决儒学危机的办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黄老之学改良经学，抛弃经学中腐朽的伦理道德观，恢复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尊崇地位，从而让儒学重新焕发青春，重新发挥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担起振兴大汉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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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吟良久，担忧地说道：“儒道两家的学说，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主张仁义，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无为立论，主张道法自然，万物自然化生，其治国理念则表现为清静无为。这两家学说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吗？”
李玮想了一下，缓缓说道：“儒学与道学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确不同，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两者观点上又有很多近似之处，尤其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黄帝四经》和儒学在治国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补，彼此并不矛盾。”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情欲，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等各派之长。（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这一点务必重要。）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并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发挥，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要强行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更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这种“无为” 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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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中兴大业的成功？对于今日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中兴大业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么？
大汉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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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bi）”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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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圣”所主张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做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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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有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 ，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绫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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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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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于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的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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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
今天，大汉从废墟中站起来，需要统一天下，需要中兴社稷，因此需要皇权和相权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与民修养的国策做基础，需要大将军和长公主联手镇制长安，扶持道家黄老学说，迫使经学不得不接受儒道相融的事实，积极援道入儒，从而创造一种符合当前国策需要、有助于大汉倔起的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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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默良久，他万万没想到李玮的儒道相融之策竟然是这么个办法，竟然把自己和长公主推到了最前面。
自己如果和长公主联手，长安的局势就很难说了，门阀世家、官僚士人们会低头吗？小天子能顺利平定南方叛逆，会顺利主掌权柄吗？
“你凭什么认定门阀世家和官僚士人会低头接受儒道相融之策？”
“因为我决定劝说长公主和陛下发动第三次党锢。”李玮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李弘骇然心惊，“你说什么？你要发动第三次党锢？”
“在屠杀和党锢之间，你选择哪一种？”李玮说道，“大将军，我觉得飞燕兄的话说得对，不能再杀了，再杀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些人的权势太大了，人也太多了，盘根错节，杀不完的，越杀越多。既然堵不住了，那就只好用疏导的办法。”
“这也叫疏导？”李弘气苦，怒声问道。
“大将军，你要知道，长公主和你都决心退出朝堂，而我们的中兴策略又必须长久坚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李玮平静地说道，“这些人不愿合作，那就让他们滚回老家。凭我们现在选拔人才的办法，朝廷不愁招揽不到贤良之士。其实看看几十年前的两次党锢之祸就知道了，你要是来真的，让这些人退出朝堂，他们还不愿意拍屁股走人，很多人都会选择妥协留下来，有多少士人愿意舍弃荣华富贵？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让士人分裂，还能让很大一部分愿意为社稷出力的士人，愿意改良儒学的士人们纷纷上位，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继而大家齐心协力，共创新儒学，共建新大汉。”
李弘目瞪口呆地望着李玮，脑中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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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计字数：
《黄帝四经》：
从古到今，人们历来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
但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很多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 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人们发现了《黄帝四经》：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们才发现了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子之学，也不同于老庄之学，也解释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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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
张释之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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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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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的道学：
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实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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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本于自然。
这是西晋大儒王弼的玄学政治哲学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凯，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的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了“政治无为”之论，意思是说，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做到“无为”和“不言”。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言”也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不去做那些伤害“自然”的事，不说那些违背“仁义”的话，简言之称作“君道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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