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比我早两年半，可是年岁记得长于我六七岁，他家里不穷（地主），何以未及时上学，没问过他。旧潮新潮，都承认出身会给性格打上烙印。他天资不差，可是这地主家庭的生活加于其身的烙印，我看是，不值得欢迎的不少，值得欢迎的不多。大节是好吃懒做；好吃而常常力不足，也是常常，就表现为顾前不顾后。说他天资不差，可以举两方面的情况为证。一个方面，是文，不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造诣都不坏；书法的造诣也相当高，笔画都是逆入平出，苍劲有古意。另一个方面是口才好，并有相声的本领。据说，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可以开教务会议，学校长，学两位主任，学生物教师胡老头等，都很像。人生一世，有成就，专靠天资不成，更多的要靠功力。可是好吃懒做就放弃了功力，因而这位刘兄，至晚由中年算起，就没有什么进益。
还有个也许应该算做更严重的影响，是有一点点钱，先顾吃，没有余力交学费，以致几个孩子都没念到中学毕业就失学。但这烙印还有好（或只是值得欣赏）的一面，总的说是重礼。比如他乐观，好开玩笑，对我的妻却一贯是严肃有礼，因为依旧俗，男性对于弟妇是要敬如贵宾的。这严肃的态度还表现在日常小事上，如招待他吃饭，主食为馒头，吃法是，拿一个整的，一分为二，放下一半，一半再一分为二，放下一半，直到已经成为小块块，才拈其一放在嘴里，以求避免张大口咬的不雅。求雅，还应该加说一项品德方面的，是对人厚，尤其对朋友，总是推心置腹，能够急人之所急，或者说，既能共安乐，又能共困苦。共困苦，要多考虑人，少考虑己，就他说，是主要来自天性，不是来自烙印。何以知之？是他有个胞兄刘刚甫，因他的介绍，也曾来北京教书，好吃懒做同，待人则大异，总是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
还是专说佛谛兄：他身上的地主家庭的烙印还有一种，是从小就吃得胖胖的，加以体形粗大，面苍老，在学校就得了个中外合资的外号，老FAT。是40年代前期，他曾到河北省宁晋县做秘书工作，教书匠改行，不习惯，他想连名字也换一换，是我用谐音法，送他个“佛谛”的雅号。除了这一次，他都是用那个老字号“义方”，在京城内外的小学、中学的驿路上旅行。这是说，生活很少是安定的。毕业之后，不知以何因缘，他到山海关田氏中学（旧军阀田中玉创立）去教书，生活大概不坏，若干年之后，还常常提及吃驴某部位之肉的壮举。不幸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不能呆，逃来北京。其时我上北京大学，在沙滩一带住，这一带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他也来这里住。我们别三四年重逢，同“穷”相怜，不久就成为围坐小火炉旁同吃炸酱面的相知。这之后的生活，我偏于静，有个可以食息的家。他不只没有家，还未能有个固定的职业。当孩子王，大多是在京城以外，现在还记得的，有塘沽、香河、顺义等地。在北京，在育英中学呆了一个时期。有时“处处不养爷”，就回老家，吃最不喜欢吃的院里自种的倭瓜。总之，生活是一贯穷困加颠簸。
解放以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到石景山教职工子弟学校。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以何因由，他把家属从家乡接出来，住在鼓楼前街东方砖厂胡同路北张子成（名有为，多年教育英中学，小有书名）的平房小院的南房里。这位刘大嫂姓田，是我的朋友田聪的本族姑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没有一点清秀气。由此我还悟出一点道理，是文人笔下所谓小家碧玉，所谓大家闺秀，直到所谓倾国倾城，十之九是在过幻梦之瘾，在现实中是难得找到对证的。且说这位大嫂还不少生产，子女各二。于是显然就带来吃饭问题。办法是男快找工作，女快找婆家。也是语云，天无绝人之路，营谋，挣扎，不仅能够活过来，而且正如张子成的一个精神有点不平稳的幼子所讥评：“他妈的！不是饺子就是馅饼，吃完，嘎吧嘎吧（皮鞋走路声）又石景山了。”
就是他住在方砖厂的时期（后期他长子结婚，他在石景山租了房，可是不断来城里住），我们成为别难会易。我的住处后海北岸与方砖厂只是鼓楼前的一条大街之隔，我常到他那里闲谈，顺便看看张子成。这位张先生学识不怎么样，可是好写字，自认为临北碑还大有所得。因为好写，近水楼台，就认识一些买卖旧书画的。他也买，可是兴趣主要不在收藏而在得些利。比如买一件何子贞，用了四元，有人给五元，就转让。还有个高风，是来价若干，赚若干，都明说，不夹里藏掖。我到他屋里去，主要是想看看流动于他手里的书画，如果中意而价钱不贵，也就收一些。佛谛兄对书画也不是没有兴趣，可是向来不买，因为兴趣更高的是饺子或馅饼。他到我家里，惯例是周末的晚饭之前，我们在饭桌旁对坐，半杯酒入腹，他记性好，说说笑笑，多及昔年旧事，我总视为冷酷的环境中难得的一点温暖。他在石景山金顶街租住处之后，我和李秀三（他在山海关教书时的同事，也成为我的朋友）结伴，还到他那里盘桓过几次，记得都是晚间到，住一夜，第二天回城里。青年时期的弟兄，半老时得抵掌而谈，抵足而眠，总不免有“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
有感慨，就希望，也相信，后半生能够长相聚。想不到又来个运动，而且是中外之史都无前例的。他年超过耳顺，已经退休，初期，就可以不上场充龙套。这是优越的一面。但福不双至，刘大嫂一贯血压高，就在红八月的前一个月，简直像是有意逃避恐怖，一天夜里，血压再加高，至于冲破脑血管，解脱了。剩下刘兄一个人，他胖，筋骨负担重，连自炊自食也感到困难。幸而入城有儿媳下厨房，出城有幼女下厨房，只是寂寞，其他不便还可以忍耐。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原因主要在我这一边，忙碌，难得自主，而且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也就不再有串门的闲情逸致。他有时还住在方砖厂，为我的平安担心，因为担心，反而不敢到我家里来。
大致是1967年一整年，我们由有时见到渐变为很少见到；到1968年，我斯文扫地，兼劳动；他呢，清队是不问老不老、退休不退休的，也许有什么风吹草动吧，我们就断了来往。记得是7月2日，我仍依常规，早饭后骑车上班，车到后门桥头，看见他在右侧的石栏旁站着，显然是在等我。我下车，四外看看，行人不多，没有人注意我们。可是我们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只小声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昨天入城，想今天就回去。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很紧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问题不严重（据我所知，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估计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说，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快走。我们都怕“偶语者弃市”，就匆匆未握手而告别，万没想到这就成为最后一面。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这一来我就难得心安。恍惚记得苏格拉底说过：“人都说死很痛苦，我没经历过，不知道。”这是哲学家的思索，而且来于逻辑；至于我们常人，就还是相信常见，死是痛苦的，尤其动手的不是天而是人。喝敌敌畏，中毒而死，极度痛苦的时间也许不短吧？每想到这些，对照他苍老的笑脸，幽默的言谈，心中总是很悲伤。也就有感慨，想得更远。总的说，又是有的人自己也有而不愿意人说的人性论。分着说，想只触及与这里有关的两种，弱和劣。《易经·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自强是理想，实际难能才这样说的。自然，难能不是不能，正如身高，也可以超过两米。这是说，到故纸堆，到街头巷尾，我们也会遇见强者。强是超常；至于常人，甚至可以总而言之，是弱者。佛谛兄是常人，所以到紧急关头，就表现为瑟缩，即决心逃避。他一生，在熟人眼里是乐观主义者，到自己设想的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放弃乐观主义，也是不强而弱之一证。又佛谛兄作古之后，我的妻，想是出于女本位，说如果刘大嫂还在，他就未必肯寻短见。我同意她的看法，但这就更可以证明刘兄是弱者，因为求依靠（可以一同还乡），舍不得（不忍扔下老伴一个人），正是弱者的表现。
我是常人，或者是同“弱”相怜吧，对于佛谛兄的弱，即杀己而不杀人，每次想到，总是既悲伤又钦仰的。再说也是人性一面的“劣”，是表现为杀人而不杀己，或说得更概括些，是以迫害人为乐。整整三十年以前，红卫风起，打、杀、抄家等野蛮残暴的举动遍天下（用古义，四海之内），如果这样干的人数不少于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我们就不应该不想想我们的“民族根性”，而一想，然后揽镜自照，我们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多出些弱者也好，千缺点万缺点，他总不会逼人无路可走，喝敌敌畏。
以迫害人为乐，在个人，内是心态，外是行动，可怕是一时的；扩大为根性的劣，就不再是一时的，如果还未感到可怕，或感到而讳疾忌医，就成为更加严重的可怕。如何医？千头万绪，难言也。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以为，这足下就是认知我们的根性还有劣的一面，想减少，甚至变劣为优，很不容易。不容易，这里只好躲开。还是说佛谛兄，他的舍生是出于估计错误，其实，也是依惯例，只要保住命就会等来落实政策，也就还能不是饺子就是馅饼。但死者不可复生，代他后悔也就没有必要。文该结束了，又想到个遗憾，是未能收到他的告别信，写了，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敞快人，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样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