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57年五六月间，又来一次运动，曰整风。这使我先是惶惑，紧接着就心惊胆战，或者说，因惶惑而引来心惊胆战。惶惑，是因为不知道这应整之风都包括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要求。这两种不知道，前一种显然更值得忧虑，因为，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的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但心惊胆战是唯心论，钦定属于无用一类；要唯物，想趋福避祸的办法。想，自己能有多大力量呢？只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万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
观，听，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可参加可不参加。我幸而还没有忘记学过的逻辑，知道不参加就等于自认为己身没有不正之风，也就不需要整；还有，说可不参加，是“客”气，其前还有“主”气，是可参加，而如果真不参加，那就成为自视为客，未尊重主。等因奉此，我立即表示参加，而且装做踊跃。其他党外之人也都是这样。只有孙君功炎（其时编《语文学习》，坐在我的邻屋，来往多，合得来），到我的西北小屋里来，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说：“说可以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看看怎么样。”我晓以利害，说不可有较量的心理。他先是还有不采纳的意思，我说了句推心置腹的话：“你不听，将来后悔就晚了。”他听而从了，可是心里还存有傲气的根，后来终于加了右派之冠，押出国门，到晋南安家落户去了。在这方面，我可以破例吹一下牛，是能够把各种气都深藏若虚，外面只留一种，曰奴气，用我的一位小学老师王先生的名言形容，是“我就是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
王老师对付的人是校长，对付的情境是今天叫你教这班，明天叫你教那班，用绝对服从的高招应付，轻而易举。如我，对付整风，就变容易为大难。因为参加之后，进一步，要求对党提意见，说党有什么缺点。说党有缺点？不要说真动口，就是想到不得不动口也会魂飞魄散。这使我不由得想到《庄子·列御寇》篇的一句话，是“知道易，勿言难”，道，此地可以指避祸之道，言就成为说党的缺点。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
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人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也许就算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是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时还没有所谓右派之冠，我过了函谷之关，怀着胜利的喜悦，下班回家，面对妻女，喝二锅头一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言文不对题，还是另有老尺加一的布置，语文党小组的鲍君，还长于我一岁，曾找我谈话，也是征求意见。这次是化整为零，化泛泛为具体，提出我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处分的往事，问我有什么意见。唯恐我不愿意说，用启发式，或引蛇出洞法，他先说，是我实在没做什么坏事，而予以这样重的处分，明显不合适，现在党诚心诚意征求意见，我有意见，应该说，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
还得感谢我的心惊胆战，用不着迟疑，我就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高才”，一转瞬就作成对策八股，大意是：我来于旧社会，缺点很多，错误的思想包袱很重，三反五反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有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每次想到三反五反，我都感谢党挽救的大恩。对策读完，他听完，沉吟一下，辞去。沉吟，表示未必尽信，果然，过了几天，他又来，还是启发我吐露对三反五反的不平之气，措辞中还加了新调料，是不要有什么顾虑。其时我记忆力还未大坏，就把上次的对策八股背诵一遍，末尾也加点新调料，是我确是这样想的，也就只能这样说。他听完，又是沉吟一下，然后辞去，此后就没有再来。我后来想，不再来追问，一种可能是借了戈培尔的高论（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的光，他信了；另一种可能是借了衙门口刑名师爷的光，他们笔下常如此写，“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半信半疑，上交，也就只能凭字面了。
难关，大一小一，都闯过，还有些小的崎岖，是鸣放，也要谨小慎微地走。这次的战术是从阮步兵那里学来，曰“不臧否人物”。张贴于席墙土的大字报，能不写就不写，万不得已，也说些不痛不痒的。所求，是天覆地载，有我这样一个人，却像是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即在周围人的心目中消失，祸从天上来，也就不会落在头上了。谢天谢地，这个崎岖的羊肠小道，也走过来了。
但是还有“来日大难”，是情势告知，已经制作了“右派”之冠，正在背后研究各个人的出于口之言和出于笔之言，看哪一位宜于加冠。宣布的办法是印发言为材料，由党办公室的人送到每个职工的办公桌上，标题是“关于某某的右派言论”（？）。然后是开批判某某的会，至于如何处理，自然只有天知道。“天道远，人道迩”，我每天上班，坐的还是那个椅子，心却像是要跳到胸膛以外，因为总有可能，脚步声移近，进来的是送材料的，上面的名字正是自己。又来一次，不是自己。心想，强调“成绩是主要的”，歌颂的话不少，而且是大声说的，也许不至于加冠吧？但终归后边还有鸡毛蒜皮，也可能视芥子为须弥，那就仍不免有加冠的危险。就这样，疑神疑鬼，如坐针毡，总有几个月，收到多份材料，其中没有自己，心才慢慢回到胸膛以内。
此外还有些小关口，对比之下不太难过的，计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批判会，不能总是听而不述。可是述，就要先编造，然后装做义愤填膺。可惜我没上过话剧院表演系，已经用了十二分力，连自己听着也像是在应付；还有，即使心照不宣，被批判的人知道我是在演戏，面对自己尊重甚至亲近的友人咒骂，也总不能不感到难堪。另一种是泛论性质的，要写反右之文。这可以抄，也只能抄，因为，比如说，文件或准文件说罪恶共有十项，你自作聪明，给加或减了一项，也许就惹来麻烦。但是抄也要费心思，应该求内容全同而外貌有异，没有异就像是做文抄公，心并没有参加反右。总之，虽然做的是毫无意义的事，却也不能不费力。同样费力的，记得还写过反浪费、反教条的大字报，至于这算做反右之内还是之外，就说不清了。最后还有一种，记得是年夏天，加冠，发往北大荒诸事已经做完之后才开始的，其名为“交心”。
推想这是求反右的加深和彻底，因为右是错误思想，加冠者有而且严重，已经用加冠、批判、改造诸法解决了，未加冠的呢，思想就清而且纯吗？显然，没有人敢这样说，甚至没有人敢这样想。有，就算是不很严重吧，总不能任它在头脑里盘据着。要清除，不幸是天命或上帝所定，它是只能推想为有却视而不能见，怎么办？语云，言为心声，只好请他或她自己说。说，限定说思想之错误者，曰交心。记得这项小运动也如暴风雨之来，动员之后就全体并全身心投入，小组会上说，散会之后写。这文章是自怨自艾性质，闯祸的可能性小，但不是绝无，比如你异想天开，用夸张法，说曾有反什么的想法，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交心八股就要既可以称为错误，又关系不大，此是不能不具备的慧心之一。还有之二是要得体，就是戴在自己头上，人家看着合适，不像借来的。还要加个之三，是数量不能少，比如能凑几百条，就会给人一种印象，是毫无保留，可见有诚意改造自己，也就可信赖。这个小运动放在整风的结尾，时间不长就过去。所得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多数人交，不得已而编造假话；少数人受，也未必有兴致看，即使看，信不信，也是只有天知道。
说到“信”，还想说一些可以称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况。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传》中人物，至上说往东走好，出向南之门立刻向左转，没走多远，又传来至上的声音，说往西走好，立即向后转，往西，而不想为什么向东或向西就好。至于中下之士，闻道，反应就没有这样快，——甚至只是惶惑。也可以举两个实例。一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某日之前，说没有是反革命，之后变为说有是反革命，因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说没有，其前都说上层建筑无一例外，都有阶级性。二是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质大变。像这类的一刹那就变，要求“尽信”，一般人就苦于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诸位就是走在前面的，整风，说诚意接受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信了，于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万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