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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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修”字篇(1)

——修身养学,勤于雕琢

1.读书是生命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亭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己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10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读书当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

成大事箴言: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咸丰九年二月

2.为学之法在于以变化求创新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无数事实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开创新风的人。曾国藩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沉沉的满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教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忠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

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保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暖昧即为小人”。

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如果专注某一方面,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曾国藩经常慨叹:古往今来有大作为者,他们的才智只发挥到三成,而七成却没有用上。所以他信天、信运气。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改革家无疑是时代的骄子,但他的变法事业没能推进下去。他在文学、历史、文字学等方面也造诣非凡。但他在临终前谆谆教导子女们:以他的博杂不专为戒。后来他的儿子梁思成专攻建筑,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成大事箴言: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同治七年四月

3.以勤为铭将勤补拙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达到大志的效果。为此他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

意思是说,功夫还未下到,就想求得效果马上达到,实在是荒诞的。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甚至取胜于他?靠的就是一种“积累”。当初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时候,人家也许还不如你,但是你却自恃聪明(也可能你是真的聪明)以此为傲,认为聪明天赋即是万能,不管别人怎样“积累”,你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殊不知人家天赋一般的人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不知不觉地就和你拉开了距离,已经不知不觉地逐渐具备了远非仅靠“天赋”或“聪明”而能得到的某种地位、某种资源,以及某种能力或成就。

曾国藩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他说:读书的道理,如杜元凯所说,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的浸漫,像蒙蒙细雨时时滋润一样。如果所见所闻十分寡陋,含蓄蕴藉的程度浮浅,比如只有一勺水,绝对没有办法灌注得透彻,滋润得丰美。因此,君子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知识在于积累,积累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由此推及到作文章诗词,他说:大凡写作文章赋诗,应当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

然而,也必须靠平时积累得多,那么写作时不用苦思冥想而能左右逢源。所讲的情理,足以表达作者内心最真挚、最切实的感情。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揣摩字句的苦恼,文章写完后,没有不能表达心里所想的情况,这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效。如果平时就敷衍了草,浅尝辄止,不得不临时再去寻思“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能学会学通的,那么就不得不求助于文字的功效,甚至于雕饰字句,花言巧语,取悦他人,所做的假饰更日趋拙劣。以后要想达到真情激发的时候,那一定要先看胸中所掌握义理程度怎样,如果能像取携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么方便,顷刻而来,脱口而出,就可以了。不然,还必须临时寻求办法,那还不如不去作。强求自己去作就只能以巧言伪情取媚于人。

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而是要善于积累,这样一到用时不必苦思冥想就能左右逢源。知识积累多了,就有可能融会贯通,以一推万,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内容,想象与发挥的空间就大,思维便可信马出缰自由驰骋。

除强调读书勤奋外,曾国藩也很重视读书环境。他反复强调合适优良的环境,足能使人易于为善,正如恶劣、腐败的环境容易使人变坏、变恶一样。他以直隶为例。正因为直隶自古有豪侠之风,乃良好之风气,所以予以大力赞扬,并以此勉励直隶学人士子继承此种遗风。如果环境恶劣、风气很坏的地方,他认为不宜于人才的培养。他曾致书其弟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曾对儿子纪泽说:

我们大清朝世代圣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时(即凌晨四点)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寒冷的冬天起床后约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才看到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天刚黎明就起床,有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而且每天夜里都必定要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这是你们都曾亲眼看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且业已娶妻成家,就应当以早起床为第一要务。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