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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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慎”字篇(3)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要。曾国藩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如前所述,采用“按兵请旨”之策,或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甘心,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诉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是不成问题的。

但曾国藩对胜保寸步不让,朝廷对湘系集团的倚重也毫不动摇,胜保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当然,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决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如此。她自有对付曾国藩的妙法。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己:‘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成大事箴言:

弟弟对于时势,阅历逐渐从浅显到深刻了,但信里却露出来一种骄气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才是通向幸福的路。一骄傲,就满足;一满足,就倾倒。凡属动口动笔的事,讨厌人家太俗气,嫌弃人家鄙薄,议论人家的短处,揭挖人家的隐私,都是骄傲的表现。不管指出的这些是不是正当,就是正当切中要害,也为天道所不许可。

————咸丰十一年正月

5.功成身退天地之道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江,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僧,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权利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而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要了。

裁兵经费筹够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成大事箴言: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同治元年五月

6.天下第一世家,“只恐清名天下满”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