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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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慎”字篇(1)

——天下之事贵在用慎

1.“慎”字当头躬身入局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奸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着,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奋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业基。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步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坚持到底的作为中表现出来的。

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认为,曾国藩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决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是因为日就月将,有本有源的结果。”

龙梦荪所举的强毅谦虚,薛福成所说的宏毅,虽然二者措词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只不过薛福成是单就事业功绩来说的,龙梦荪兼谈了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功业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曾国藩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成大事箴言: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2.“知足慎独,戒傲自律”方能成大事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出道入仕之初的最大缺点了,这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戒傲为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

曾国藩曰: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1)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25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2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11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2)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咸丰11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