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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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挺”字篇(8)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成大事箴言: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有要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口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7.“困苦、空寂、辛酸”三耐性

“耐”就是毅力,是意志,是信心。一个人要具有这种对于困难险阻的“耐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是“德性”,是德性的修养。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寒,耐得住寂寞,耐得起风吹日晒。这种精神为人们所景抑,所企盼。只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且不说立雄心大志,建丰功伟业,就是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又哪里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呢?哪里有那么多对路可意的人呢?无一个“耐”字又怎生了得。要耐困苦,耐空寂,还得耐辛酸,耐污辱。人生之路,有时退一步天宽地阔;有时却不能退,如逆水行舟耐住劲,咬咬牙便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忍耐。

曾国藩有一种常人不具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上。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和有作为的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心之道”。他坚持读书的目标,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还规定自己每天看书,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也是如此律己。他以一出道书生兴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使他无地自容,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此后他在困境中认真阅读历史典籍和兵书,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严格训练以及与历代善于征战之队伍比较提高中,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湘军劲旅。

曾国藩以正统读书人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私生活要求甚严,他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不敬鬼神,不信医巫,保持传统士子和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子弟和部下幕僚。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兵法的运用,打仗的要领,很少闲话、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坚强的意志全在平常的磨练中。能否成就更在如何面对关键时的考验。

司马懿靠意志的忍耐力,不逞一时之勇的典故尤有说服力。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讨伐魏国,向渭南地区进军。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坚守阵地,不出交战,诸葛亮将军队分开来,边守卫边种粮食。诸葛亮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向司马懿赠送了一套妇女穿的服装。司马懿非常气愤,但司马懿毕竟是个令人佩服的谋略家,面对诸葛亮的激将和羞辱,他忍耐下来,知道作为主帅一旦屈从了内心的小勇,要复仇,要进军,势必中了对方的计策,作为将帅最怕的是不能自我克制,而使全军覆灭。因此,司马懿最终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

唐朝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也就是不能逞一时之勇,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

人的内在精神风度与外在言行举止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并足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这种人生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基本的人格理想模式,这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格理想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道家把“赤子”、“神人”、“至人”、“真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儒家则把“君子”、“圣人”、“大丈

夫”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孟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练过程。

世俗之人要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孟子指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这些在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最初都是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沉沦,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智慧。这些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昔日的逆境磨难,就不能塑造完美的人格,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发达。孟子在艰苦条件下自觉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