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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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挺”字篇(6)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已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成大事箴言: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妙]巧,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茔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馀,好谋不中。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茔,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

————咸丰六年五月

3.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艺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奕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娓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潘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凡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

成大事箴言:

至于说到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共关键归结于愚钝的人一定要变得明察,柔弱的人要变得刚强。兄弟你向来就有倔强之气,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马上改掉。凡是办事情若无气度就不能办咸,不刚强就不能圆满,即使是修养身心,管理家事,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为根本。

————同治二年四月

4.一生三变,褒曰“机巧”贬云“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大致符实,惟“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

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