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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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挺”字篇(4)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同治五年十二月

6.在逆境中坚守

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事业会遭受损失。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国藩所讲的是“识时务”。

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伸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曾国藩又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成大事箴言:

“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咸丰十年八月

7.羽翼不丰不可高飞

曾国藩为人处事谨慎之极,他取法诸葛亮,他有几个“不做”,不是自己的责任的事情不做,利于自己不利国家的事情不做,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做。其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用他的术语,就是“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起来才有1万人,而这时的太平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其武装经过两年战争的磨炼,已经成为精锐之师,而且人数重多,将近百万。曾国藩的区区1万人,与其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因此,他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军队编制不全不能出击,装备不良不能出击,训练不精不能出击。这种战略战策和太平军不同,太平军是实行人海战术,多多益善,曾国藩则没有从人数的多少考虑。他说“兵贵精而不贵多”。人多就难以练成精锐,而且也是当时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的。他强调,练、训二字缺一不可,不但要在纪律、作战能力上过关,思想上也要过关。他曾经给手下的大将塔齐布和江忠源说过,只要一个人没有过关,他就不带这支军队上战场。在他的严厉要求下,湘军从开始建立起,其整体素质就要远远高于清廷的其他武装。

即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他认为,湘军刚刚成立,还要经过一番磨炼才能真正担当起重任。但是朝廷已经等不及了,几次严令他率军出征。羽翼未丰,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底,他不惜数次抗旨,甚至当自己的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的时候,他仍旧铁下心来,见死不救,眼看着武昌被太平军攻破,老师自杀身亡。说曾国藩不近人情,也有道理,但是曾国藩考虑的是大局,他知道,如果自己出征救援,等待他的可能是全军覆没的结果。所以,他不能轻举妄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计划练勇万人,壮大湘军的力量,使之成为能独立作战的方面军,他和心腹大将江忠源、好友郭嵩焘等人秘密商定,同时还要建立水师,以对抗太平军水军。

曾国藩为坚持“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原则,不但拒绝了咸丰皇帝的命令,而且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武昌第一次被包围的时候,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谕旨之前,已经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求援的密信。吴是曾国藩的老师,二人交谊非同寻常。老师有难,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见死不救”,不久,太平军西征军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都予以拒绝,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发兵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知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革而出。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延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据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延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缩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缩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己。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成大事箴言:

初五日城贼猛扑,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峙衡好越濠击贼,吾常不以为然。凡此等处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弟以类求之可也。

————咸丰八年四月

8.面对困境,“挺”字不能丢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五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睽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而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空前的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曾国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从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著,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竟争,就此消解。逑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民国人黄浚在所著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评价道:“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挺经》,而这句话,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含有丰富的智能,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夸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生活的逼真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