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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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挺”字篇(1)

——艰难困苦育汝于成

1.危难时刻,念好“挺经”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说还算过得去。至于李元度,真是一个书呆子,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还必须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但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总算是身边又有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成大事箴言:

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同治五年十二月

2.“坚忍”方可打造不屈之志

“坚忍”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可以说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闿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他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堵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100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便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

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被太平军枪击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鑫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馁不止是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落得个可悲下场。

正因为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他在江西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

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80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这期间,同年同乡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也不予关照,反而多方掣肘,陈启迈在经曾国藩弹劾罢官后,继任的文俊则排挤更甚,他不仅不给供饷,还使他的一支湘军全军覆没,害死了他的一员猛将毕金科。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饷项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作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曾想要撒手不干了,他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被逼自杀已是好几次了。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