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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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柔”字篇(2)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

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励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充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

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词漂亮而已”。因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薛道衡自负才气,不听驯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薛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这不正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杨修曾是曹操的主簿,他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是一位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时值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一日,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即叫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惇也很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肆,曾数犯曹操之忌。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字。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说,你是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深怕有人暗杀他,便常对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睡觉,把被蹬落地上,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起来拨剑杀了近侍,然后又上床睡去。不久他起床后,假意问谁人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后,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说道:“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触犯了曹操;杨修之死,植根于他的聪明才智。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又俗语曰: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成大事箴言:

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可挽回一二乎?

————同治六年三月

4.柔中取巧法无定法

曾国藩最怕应酬,但不得不应酬,因为大家需要他,他也不能脱离大家。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教师作《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投笔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17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故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轿的五十八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作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作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他写道:

余生平于酬酢之际,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京师势利之薮,处处皆有向背冷暖之分,余老矣,尚存于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这就是一个柔中取巧善于应酬的曾国藩!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更体现出了“柔”的原则。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一方面本心善良,另一方面巧于伪装,防止暗算。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子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利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怀柔?还是刚直?这是天机。

中国的太极拳讲究动静结合,一动一静都有章法可循,这一动一静其实就是一刚一柔。刚柔结合,进退有序,是智者的处世之道。

成大事箴言: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同治二年十一月

5.至柔,乃驰骋天下之坚

《水浒传》里宋江醉题反诗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犬伏爪牙忍受……”这几句诗,用来形容曾国藩有兵无饷,又没有实权时的情况,真是恰如其分!在事业尚未做大的时候,曾国藩真是内外交困,惨淡经营,有火气也无处发,只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处处求人,以至不得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这对一个理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太屈辱了!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得妥贴,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14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8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军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得到,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找,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图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被买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哪得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谣言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