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都是以分清主次的办法来统筹时间，把时间用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
●勤奋已经不是时间长的代名词，勤奋是最少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目标。
●伟大的苏格拉底说：“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路，让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赶到他们的前面去。”
人们总是根据事情的紧迫感，而不是按事情的优先程度来安排先后顺序，这样的做法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成功人士不能这样工作。
时间管理的精髓即在于：分清轻重缓急，设定优先顺序。
成功人士都是以分清主次的办法来统筹时间，把时间用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
面对每天大大小小、纷繁复杂的事情，如何分清主次，把时间用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有三个判断标准：
（1）我必须做什么？
这有两层意思：是否必须做，是否必须由我做。非做不可，但并非一定要你亲自做的事情，可以委派别人去做，自己只负责督促。
（2）什么能给我最高回报？
应该用80%的时间做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而用20%的时间做其他事情。（巴莱托定律）
所谓“最高回报”的事情，即是符合“目标要求”或自己会比别人干得更高效的事情。
最高回报的地方，也就是最有生产力的地方。这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勤奋”。“业精于勤荒于嬉”。勤，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要求。过去，人们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孜孜不倦视为勤奋的标准，但在快节奏高效率的信息时代，勤奋需要新的定义了。勤要勤在点子上（最有生产力的地方），这就是当今时代“勤”的特点。
前些年，日本大多数企业家还把下班后加班加点的人视为最好的员工，如今却不一定了。他们认为上个员工靠加班加点来完成工作，说明他很可能不具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能力，工作效率低下。
勤奋已经不是时间长的代名词，勤奋是最少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目标。
伟大的苏格拉底说：“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路，让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赶到他们的前面去。”
（3）什么能给我最大的满足感？
最高回报的事情，并非都能给自己最大的满足感，均衡才有和谐满足。因此，无论你地位如何，总需要分配时间于令人满足和快乐的事情，唯如此，工作才是有趣的，并易保持工作的热情。
通过以上“三层过滤”，事情的轻重缓急很清楚了，然后，以重要性优先排序（注意，人们总有不按重要性顺序办事的倾向），并坚持按这个原则去做，你将会发现，再没有其他办法比按重要性办事更能有效利用时间了。
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理斯·舒瓦普向效率专家艾维·利请教“如何更好地执行计划”的方法。
艾维·利声称可以在10分钟内就给舒瓦普一样东西，这东西能把他公司的业绩提高50%，然后他递给舒瓦普一张空白纸，说：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明天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
舒瓦普用了5分钟写完。
艾维·利接着说：“现在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你和你的公司的重要性次序。”
这又花了5分钟。
艾维·利说：“好了，把这张纸放进口袋，明天车上第一件事是把纸条拿出来，做第一项最重要的。不要看其他的，只是第一项。着手办第一件事，直至完成为止。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对待第2项、第3项……直到你下班为止。如果只做完第二件事，那不要紧，你总是在做最重要的事情。”
卜艾维·利最后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您刚才看见了，只用10分钟时间—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试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一个月之后，舒瓦普给艾维·利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信上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
5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人们普遍认为，支维·利提出的方法功不可没。
在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创造出许多出其不意的成功战例，读之引人入胜。如《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更是别具一格的高明策划。与其说这是一个高明的策划，倒不如说这是一场“时间之战”。
演义写道，孔明兵出祁山，连战皆捷，所向披靡，造成关中的紧张局势。魏主曹睿不得不“御驾新征”，率军前往长安，抗拒蜀军。当时，出任新城太守的原蜀军降将孟达，由于既没有被曹睿重用，又被“朝中多人嫉妒”所以，便想越曹魏后方空虚之际，举兵谋反，直取洛阳，再归降诸葛亮。孟达此举若能成功，必将会与诸葛亮形成对曹魏前后夹击的战略态势，陷敌于完全不利的境地。与此同时，曹睿为了抗蜀的需要，重新起用正在宛城住闲的马马懿。孟达策划谋反的消息，被即将去往长安的司马懿得知了，在这危急时刻，他当机立断，自作主张，一方面令大军向新城进发，传令“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另一方面，他又派参军梁畿赍檄乘轻骑星夜先一步赶往新城，“教盂达等准备征进，使其不疑”，并制造司马懿大军已“离宛城，望长安去了”的假情报。孟达果然中计，丝毫未加防范。结果，几天之后，司马懿率大军突然出现在新城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平定了这场叛乱。
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必须要想方设法隐蔽作战企图。袭击孟达一战，司马懿在这方面干得十分漂亮。当他得知孟达企图谋反的消息后，采取了一系列欺骗麻痹的手段，使孟达自以为得计，疏于戒备，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创造了条件。
如果想为突袭行动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必须根据敌情果断灵活地实施指挥。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行动神速是实现出其不意的重要条件。但对一支军队来说，神速的行动，并不单单表现在部队的行动能力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军事指挥员当机立断的决策水平上。当时司马懿刚刚被起用，身在宛城，并非朝中之臣。按照规矩，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写表申奏天子”，待奏准后才可行事。盂达也正是这样判断问题的，他认为“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来回要费去月余时日！这就可以使自己从容地作好迎敌准备。但聪明的司马懿并没有死搬教条，他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在事关安危的决策问题上，敢于先斩后奏，毅然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结果，使原先企图乘虚直袭洛阳的孟达，反被司马懿这一突然袭击打得蒙头转向。这一仗，真可谓是以快制快、先机破敌的典型战例，体现出在关键时刻，军事指挥员临机处置、决断行事的重要价值。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有趣现象，就是数学计算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具体的定量分析在正确的战术指挥中占有一定地位。孙子曾说过：“多算胜，少算不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数学计算只有在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反而会推算出与实际相反的结论来。这次作战，孟达对司马懿作战的行程和时间，进行了具体的换算宛城至洛阳八百里，宛城至新城一千二百里。
孟达的计算公式是：800×2十1200
就是说，司马懿若前来讨伐，须先得派人前往洛阳“表奏”，待得到魏主的“手令”，才能向新城发兵。于是孟达认为，至少需要“往复一月间”，才能行完这两千八百余里的行程。到那时，“城池已固，诸将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司马懿的计算公式却是：（2800——800×2）÷2
就是说，魏军决定先斩后奏，直接发兵前往新城，省去了往返洛阳“表奏”的时间！并且严令部队“一日要行二日之路”，结果仅用八天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盂达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对敌情的错误判断，结果导致了他在数学计算上的“时间差”。这一教训，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