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散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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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直到在镇子上高小,我的头还是回去母亲剃。那时城市里的分头、背头才开始流传到农村。同班的学生大部分留起了分头,可我都当了班长,头上还顶着个“茶壶盖儿”。那是农村儿童一种古老的发式,像电影《少林小子》那帮孩子那样,脑袋周围剃光,脖子后头剪一绺“九十毛”,头顶上留巴掌大一块桃形长发,像女人的刘海儿一样搭拉在脑门,据说桃形取寿的意思,是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从胎毛留到八九岁,又叫“桃儿”。而且母亲连我们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时候,我爱我的桃儿,母亲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炷香,还扎上红头绳,插上一朵野花。长大了,我不喜欢它了,越看人家头上的头发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儿越寒碜,哭闹着要把桃儿换成分头。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这一下可犯了母亲的大忌讳。她像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夺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声恸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头上的桃儿是母亲的命根子,根根头发都牵动着母亲那颗伤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里的独根苗。父亲是当地很出名的八路军连长,在我落生十四天时壮烈牺牲了。敌人扬言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们母子。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流浪四五个县,后来被抗日县政府收留,所以我襁褓里就跟着过游击生活,1942年环境残酷,寄养到舅父家里。母亲月子里饱经惊吓,没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黄又瘦。母亲20多岁守寡,守着我这一根弱苗,生怕有个闪失,对不住父亲。一年到头苦扒苦业,连明彻夜纺花织布,维系我的生命。没办法就求救于迷信,作为精神支柱。从小相依为命,我也最爱我的母亲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触动自己头上一根毫毛了,那个桃儿就叫它长到老吧。

1952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尧省立中学。全班50名学生年岁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还尿床。排起队来,由高而低,一条斜线。报起数来,有的瓮声瓮气,有的奶声奶气,好像风琴上一排琴键发出的不同音阶。懂事的大哥哥,淘气的小弟弟,相处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们特有的顽皮、戏闹。

开学半月以后,同学们戏闹的眼光集中到我头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并不特别,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别的是,我的帽子一天24小时总捂在头上。同学们好奇,冷不防地来摘,可我也机灵得很,双手抱头死死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后议论起来。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有的猜可能是头上有秃疮,手脚收敛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又私下研究起来,看我发育不像闺女,也不像秃子,两鬓搭拉下来的头发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长通知我去学生会理发室,说是要卫生大检查。不合格的大会批评。我忧心忡忡地跟在班长后面,来到一座八角亭改装的屋子里,扎下头再也抬不起来,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听门外嘁嘁喳喳有人议论。叫号到我了,班长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识地双手抱起头来,麻脸的理发员眨了眨眼,说是歇一会儿,卷起旱烟抽起来。忽然,冷不丁从背后把我的帽子掀下来,看到了我这位中学生的奇怪的发式,大家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又从门外涌进来几个看稀罕的,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迫不得已把头发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中学里生活条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每星期一顿白面馍馍,期末考试还杀了一头猪。这种生活对于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乱跳,欣慰地端详了半天。觉得她的儿子进了国家的保险柜。在我再三要求下,母亲亲手剪掉我头上留了13年的茶壶盖儿,学着给我剪了个小平头。我自己也觉着长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了。说不清是什么鬼使神差,诱惑我在天津进了一次理发馆,由于和平路上理发都排队,只有南京理发馆人少,我贸然进去了。女理发师见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双眉一蹙,嘀咕了几句,扭动着身子走了,换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老师傅像修剪疯树一样大刀阔斧地夺枝打杈,然后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却胡里胡涂点了点头。这下子可麻烦了,又是吹风,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热乎乎地,头上直冒汗,害得老师傅不断地往我额头上、脖根上扑粉。看到镜子里的我,吹风机制造的波浪,发出亮光,还有一股呛鼻子的气味儿。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剃头刀、瓜果梨桃、子窝窝。我心里不安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慢慢地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理完发,我摸出五角钱,以为还得找回角儿八分。老师傅摇摇头伸出三个手指头,再补三角。八角钱,在当时是个让人心疼的数字。我懊丧极了,刚走出理发馆门,就用两手狠狠地把头发划拉乱了,把那位老师傅几十分钟精心制造的美完全破坏了。这时,我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理发馆了。

再往后,就是搞对象拍合影,爱人嫌我头发乱,要我理完发吹过风再照。我面带难色,这次毕竟不是中学时代了,我把自己有关理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像听故事一样入了迷,眼角里涌出了泪水。她不要我进理发馆了,说要是带着桃儿照才好呢。并且说,她要接母亲的班,把理发的事全包下。结婚以后,她果然首先买了一套双箭牌推子、剪子,学着给我理发。理发毕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她很快学会了。效果不比街里甲级理发店差。同志们问我在哪儿理的,我有点自豪地说:家庭理发馆。

年过40,我的头发大概因为伤感太多,变得脆弱,未老先衰,一根根不辞而别。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只是头顶渐渐稀疏起来。还是贤妻心细,把我的发式改作更大的偏分,把左边的头发调动过来,借缕乌云掩秃山。这样的技术,高级理发馆也未必做得到。所以,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得是一次享受。在机关的时候,每20天就要来理一次,说头发长了上火。可是出门两个月,也攒起来回家理。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庭里制造的。

如今,我谢顶越来越历害。头顶上一个乳白色的桃儿渐渐显现,大有返老还童的意思。对于我,现实和童年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鉴赏]

尧山壁(1939~),原名秦陶彬,河北隆尧人。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散文集《母亲的河》等。

一把剃头刀,一条勤俭路!

尧山壁的《理发的悲喜剧》,理出了无限的辛酸;理出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哀;理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立意新奇,真是妙不可言。

一把剃头刀,可见旧中国的广大农村愚昧和贫困结伴而行;一把双剪牌的剪子,却又把新中国的进步和幸福连在一起。从刀子到剪子,理发工具有很大的变化,让家里人理发的老传统非但没有变,而且还“觉着是一种享受。”

社会上,许多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了,环境变了,发式衣式也讲究起来了,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可是,“我”仍旧习惯让家里人理发,从母亲到贤妻都是如此,而且“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着是一种享受。”甚至“出门两个月,也要攒起来回家理。”这种从母亲手上养成而后传下来的习惯,在一篇文学作品里出现,所喻何谓呢?如果说,那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的描写,岂不太滑稽了吗?这么一问,脑海里突然跳出“勤俭持家”四个大字来,又使我连锁反应地想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来,令我如得真经一般,这才大彻大悟了!

古云:“痛定思痛,必有训焉”。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人,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中青年人,一切从艰苦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会因生活富裕而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俗话说得好,“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有钱”,不是许多人都领略过的教训吗?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里制造的。”这种别开生面的巧言昭示,可谓用心良苦啊。掩卷闭目思之,可谓当今不可多得的喻世明言。

第二次考试

何为

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二百多名合唱训练班学生中间,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试时的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和乐理等课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而复试时却使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间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青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试是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镇静地站在考试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专家面前,唱完了冼星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门外窗外挤挤挨挨的都站满了人,甚至连不带任何表情的教授们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规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有一个良辰佳日”,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惊动四座,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苏林教授也不由颔首表示赞许,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大家都默无一言地注视陈伊玲: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众目睽睽下,这个本来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复试是在一星期后举行的。录取与否都取决于此。这时将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经过初试这一关,剩下的人现在已是寥寥无几;而复试将是各方面更其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本市有名的音乐界人士都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和旁听者在评选时几乎都带着苛刻的挑剔神气。但是全体对陈伊玲都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合乎录取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无疑应该是陈伊玲。

谁知道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陈伊玲是参加复试的最后一个人,唱的还是那两支歌,可是声音发涩,毫无光彩,听起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怯场、心慌,还是由于身体不适,影响声音?人们甚至怀疑到她的生活作风上是否有不够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急,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向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的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为什么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管声音的禀赋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书那里取去了陈伊玲的报名单,在填着地址的那一栏上,他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线。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皱起的鼻子,这一切都像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乐专家,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这张简单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车出发。根据报名单上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杨树浦的那条僻静的马路,进了弄堂,蓦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墙垣都已倾塌,烧焦的栋梁呈现一片可怕的黑色,断瓦残垣中间时或露出枯黄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咿——咿——咿——,吗——啊——啊——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姊姊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姊姊是个转业军人,从文工团回来的,到上海后就被分配到工厂里担任行政工作。她是个青年团员,——一个积极而热心的人,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有错!还是在二三天前,这里附近因为台风而造成电线走火,好多人家流离失所,陈伊玲就为了安置灾民,忙得整夜没有睡,终于影响了嗓子。第二天刚好是她去复试的日子,她说声“糟糕”,还是去参加考试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瞧,她还在那儿忙着哪!”孩子向窗外扬了扬手说,“我叫她!我去叫她!”

“不。只要告诉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不是吗?我几乎犯了一个错误!”

苏林教授从陈伊玲家里出来,走得很快。是的,这天早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他胸口,他想赶紧回去把他发现的这个音乐学生和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鉴赏]

何为(1922~)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擅长散文的写作,主要作品有《第二次考试》、《织绵集》、《临窗集》等。

这篇作品写的是陈伊玲报考合唱训练班的故事,引出桃李满天下的苏林教授有生第一次碰得一个学生初试“成绩十分优异”,复试“却使人大失所望”的这一怪事,并以此为悬念,展开下文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