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迎头经——瞿秋白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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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学阀万岁!(1)

1931年5月4日的上海《申报》寄到了。原来五四运动过去了已经十二年!时间过得真快。古中国文的祖上,大约积了不少功德,居然延寿一纪——十二年。五四运动的“光荣”呢?

“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

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这点小道理,连当初反对文学革命的反革命军总司令——林琴南先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姑且假定“五四”所发动的其他一切运动都已经成功,都已经胜利,我们不必谈罢,——要谈,也留着在这里(纽约)的“中华浪人”之中谈谈,用不着去吵闹中国的文坛。这样,我们是“今夕只谈风月”——讲讲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荣”。

林琴南先生说: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乎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1918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他接着又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合文法,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同上)照他的意思,用白话作文章和反对孔教的运动是一件事,是又来一次革命,——这句话说得的确有见识。然而他以为前一次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弄成强国,现在来一个反对宗法封建的革命,也一定是徒然的。他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了!

“五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又开辟了最近一次国民革命的途径:许多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替国民革命军当了四五年的“苦力”。当初“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解放工农,解放妇女,打倒礼教,推翻偶像,颠覆孔孟,普及教育……”

等等口号,都因此“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林琴南先生运气不好,没有遇见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替他施行返老还童的手术,因此,“不幸短命死矣”,竟没有看得见现在三民主义的羲皇盛世,呜呼!可是,林琴南先生所反对的白话文却没有得到胜利,古代中国文却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将来还要延长几“纪”,以至于几世纪——却还不知道呢。这真是奇怪之至的事情!

或者有人要说我是少见多怪。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并没有完成——列强没有打倒,国贼没有除掉,工农平民没有取得政权,劳动妇女没有得着解放,宗法礼教孔孟道统没有推翻,教育没有普及,偶像没有捣毁,所以,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彻底成功。

可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红匪的造谣惑众,这完全和事实不相符合。现在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的中国,连普及教育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只要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经费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军费已经只占百分之八九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文学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却偏偏要说:这是奇怪之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究竟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古文大家林琴南没有返老还童,古文却返老还童了。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起来。总之,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读者诸君记住:我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怎么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是古代中国文的返老还童呢?读者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

,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伦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伦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

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

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

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

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国民党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胸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卖春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射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也”

。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集会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共产党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阴谋,……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共产党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阶级斗争,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共产党的暴乱阴谋和阶级斗争,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阴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

,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

新文学的第二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可是十二年来的“革命斗争”,结果,“社会文学”变成了“不是大多数的文学”的意思。当初“文学革命军的总司令”胡适之自己组织了一派,叫做新月派——“新月”是什么意思Y就是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更进了一步:连夕阳都没有了,漫漫的长夜开始了,一钩新月,像蛾眉一般的妩媚,辉映着“鼠疫中高宴”的画堂红烛,或者跳舞厅里的华灯和琉璃杯里的绿酒。——胡适之的这个新月派现在出来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