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历史，不管是伤痛史还是辉煌史，国人总是习惯于“宏大叙事”，而所有“宏大叙事”的通病是，只有轮廓的勾勒，不见细部的雕琢。多的是数字的罗列，少见活生生的血肉。
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参观了以色列“二战”浩劫纪念馆。那是一个你去过一次一定终身难忘的地方。在那个纪念馆，幸存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寄来他们的照片，照片的旁边是他们填写的卡片，写着自己死去的亲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难。“二战”时期，600万犹太人被迫害致死，有人曾经质疑过这个数字是否有点夸大，但因为犹太人认真和锲而不舍的追踪，至少有300万犹太罹难者是有名有姓的。在这个纪念馆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许多实物。还能听到许多故事。一个幸存者讲述，当他和自己的一群同胞被德国人活埋在地下的时候，在他下面的两个大人如何拼着死力把当时还是孩子的他往上托举，不断地鼓励他：孩子，你一定要努力活着，替我们……一个犹太教的拉比。讲他和自己的家人从波兰被强迫分开的时候，被带上火车的哥哥一声声地叮咛：“弟弟，记住，一定要记住以色列这个地名，一定要想方设法去以色列！”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纪念犹太儿童的那个黑洞洞的屋子。一个平静的男声平静地念着死于“二战”的犹太孩子的名字，星星点点的烛光为那些来不及长大的生命招魂。一点也不声嘶力竭。一点也不煽情，却让你难受得不能自已，罪恶啊，成人世界。
“二战”以后，全世界都了解了犹太人的苦难，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占据了世界上多大的话语平台，更是因为他们的申诉是那样具体。一个庞大的受害者的数字可能会让人惊讶，但未必能触动肝肠。而要震撼人心也许只需了解一个具体的、卑微的生命如何痛苦地挣扎就足够了。谁不怕家园离散？谁不怕骨肉分离？这是全人类不分种族不论区域都有的“通感”。
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的30万同胞，除了告知世人这个骇人的数字和那些会让人做噩梦的日寇杀人取乐的历史照片，我们还欠缺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这30万名遇害同胞，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每一个人和他的家人因为这场反人道灭天理的浩劫，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英国有个著名的将军说过一段话：当我把战士送上战场的时候，就把他们想象成一群蚂蚁。因为我一旦把他们想象成一个个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妻子儿女，我就再也不忍心让他们去送死。同理，如果仅仅是一个数字。仅仅是没名没姓的模糊的受难影像，相来年代久远的人们会不会也变得麻木，或者仅仅是发几声慨叹而灵魂根本不必到场？于是。化沉重为轻佻，把吊唁当春游也就有了可能。
其实，记录浩劫警示后人也一样要以人为本。
卑微的善良
仲利民/文
一辆黑色奥迪迅速地冲出医院大门，欲拐上人行道。瞬间，一位正在行走的老人被车撞倒在一边。车向后倒了一下，司机根本没有下车，只是向左打了一下方向盘，准备避开老人行驶。医院门口许多人都看到了，老人就是这辆车撞倒的。先是一位卖茶叶蛋的老奶奶挺身而出，拦住了车子。
被撞倒的老人在地上歇息了一会儿，自己站了起来，只是有些踉跄，身上沾满了泥土。司机仍然静静地坐在车里打着电话。这时，车的前面已经站着好多人了，卖报纸的老大爷，清洁工阿姨，修车的中年人。他们静静地站在车前，用一种坚定的目光盯着车子以及车里的人。
被撞倒的老人走过来，有人关心地问他，伤得怎么样？他甩了甩胳膊，然后又用力扭转了一下腰身，没有什么大碍！他说得坦然。
这时，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有人劝老人去医院检查一下。这是车撞的，当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也许过了片刻就会感到难以承受。医院近在咫尺，还是彻底检查一下才放心。车里司机原来不可一世的模样消失了，却依然不肯下车带老人去医院检查。与车前站着的人相互僵持着。
最先站在车前拦车的卖茶叶蛋的老奶奶激动地说，她的老伴也是被一辆车撞倒的，当时他稍等了片刻，感觉没有大碍就让车走了。可是，就在他准备转身往回走时，却又猛地摔倒了，倒下就再也没有醒来。现在想想都后悔，要是他当时就去医院检查一下，说不定就可以挽回老伴的生命。
车前的人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关于车祸的话题。交警也在片刻之后及时赶到，询问经过后，又勘查了现场，让惹祸的司机带着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司机不情愿地嘟囔着，但在众人的目光逼视下仍然无奈地带着老人去了医院。医院门前暂时恢复了平静。
不一会儿，司机带着老人走出医院。值得庆幸的是，老人只是软组织受了些轻伤。见老人身体无妨，交警就撤离了现场。那司机像是松了口气。
那些摆摊的又回到自己的摊位前，斤斤计较地做着小生意。他们在赚着辛苦的零钱，茶叶蛋1元一个，报纸0.7元一份，修车的师傅挽起了衣袖正在用力扳一颗螺丝，清洁工阿姨扫去地上的垃圾，也扫去了刚才的痕迹。他们这群卑微的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散落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各就各位，而有时，当他们的善良凝聚到一起，就是一股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施恩图报
毛宽桥/文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立从波恩港出发，沿着莱茵河开始了他的自行车旅行。
一天，当他来到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小镇投宿时，却被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拦住。德国国内的治安相当不错，几名警察对他也很客气，在仔细诲问了他从哪里来之后，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了警局。不明就里的杨立非常紧张地向警察询问缘由，可是对方对情况也并不清楚，说是受一个叫做克里斯托的小镇之托来寻找他。
来到警局不久，杨立就接到从克里新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小镇镇长掩饰不住欣喜地告诉他，要他回克里斯托小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
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的时候，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欧元现金和几张信用卡的皮夹送到了市政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开了。这次镇长希望他回去，他当然是想都没想就谢绝了。镇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施恩不图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自己如果接受那笔奖金和荣誉，反倒显得动机不纯。
镇长想了想，问杨立：“你知道我们是怎样找到你的吗？”
杨立说不知道。镇长告诉他，在他离开后，镇上的人们立即开始打听这个善良的东方青年的下落。由于杨立在镇上只是稍作停留，镇上的人也只是听说他在沿莱茵河旅行，连具体的方向都不清楚。小镇的警局只好把杨立相貌的拼图电传给上下游两岸的十多个城镇的警局，发动了百余名警力，这才把他找到。
听到两天来克里斯托小镇如此兴师动众地寻找自己，杨立很是感动，也很不理解：既然自己都已经离开，还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吗？如果不找的话，岂不是替失主省下了这笔钱吗？
镇长听到了的话之后，说了句“东方式思维”，然后严肃地回答：“施恩不图报，并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简单的个人问题。可以说，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才不能因为你的无私而放弃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番话颠覆了杨立对“施恩不图报”的理解，也让已经辕居德国近一年的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德意志智慧”，还有这个民族近乎古板的严谨和固执。最后，他终于答应回到克里斯托，因为他明白自己实在辜负不起那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