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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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做一等忠臣,成一番大事(4)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后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不急不慢地对涂廉访说:“听说秦淮河灯船刚刚出现,数量并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经过此处时,只见千万只画舫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涂廉访听后大失所望,只得怏怏而回。

几天后,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僚属乘船共同游览了“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

片刻,曾国藩又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绝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待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对涂廉访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后来,涂廉访不仅撤除了禁令,还积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名胜古迹,使六朝古都名副其实,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一时间,商贾云集,战乱破坏严重的地区又出现了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外地的富有人家闻讯,不少人家也都渐渐聚居于此,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虽是一封建官吏,但是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较难得的。在晚清官场日益颓败的情况下,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8.居官不败的三大铁律

封建官场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是满清政府的汉官,在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步步高升,他居官的秘诀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不少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主要在于领会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铁律用以防止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有三大铁律,一是不参与,就是自己置身事外;二是谨慎,身居高位能够始终保持独善其身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认为不胜任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烈马,万分危险,随时都会坠落到深渊里。《周易·鼎》上说:“如果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比喻的就是不胜其任,这种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确实是高处不胜寒!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借用劣马驾车,并且绳索已经腐朽,那么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做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联系实际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的权力授给督抚将帅,就如同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作为督抚总督,如果保举太滥,那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如同伙计低价出售货物,是不爱惜东家的货财。曾国藩说:“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时一事想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为了得善终,依然小心谨慎,时时不敢忘却为官不败的三大铁律,这也许就是曾国藩成为内圣外王的原因吧。

9.戒除官场的三种恶习

恶习,顾名思义就是坏习惯。一旦沾染恶习,身受其害且难以悔改。官场的恶习害人不浅,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妨害仕途的发展。

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世俗的习气。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对孙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崇,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以此为戒。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出台一项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有人会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堪称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显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区处,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喜小人而恶君子。

早在曾国藩在京师学习时,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的习气。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但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