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后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不急不慢地对涂廉访说：“听说秦淮河灯船刚刚出现，数量并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经过此处时，只见千万只画舫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涂廉访听后大失所望，只得怏怏而回。
几天后，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僚属乘船共同游览了“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
片刻，曾国藩又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绝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待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对涂廉访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后来，涂廉访不仅撤除了禁令，还积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名胜古迹，使六朝古都名副其实，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一时间，商贾云集，战乱破坏严重的地区又出现了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外地的富有人家闻讯，不少人家也都渐渐聚居于此，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虽是一封建官吏，但是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较难得的。在晚清官场日益颓败的情况下，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8.居官不败的三大铁律
封建官场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是满清政府的汉官，在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步步高升，他居官的秘诀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不少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主要在于领会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铁律用以防止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有三大铁律，一是不参与，就是自己置身事外；二是谨慎，身居高位能够始终保持独善其身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认为不胜任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烈马，万分危险，随时都会坠落到深渊里。《周易·鼎》上说：“如果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比喻的就是不胜其任，这种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确实是高处不胜寒！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借用劣马驾车，并且绳索已经腐朽，那么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做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联系实际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的权力授给督抚将帅，就如同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作为督抚总督，如果保举太滥，那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如同伙计低价出售货物，是不爱惜东家的货财。曾国藩说：“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时一事想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为了得善终，依然小心谨慎，时时不敢忘却为官不败的三大铁律，这也许就是曾国藩成为内圣外王的原因吧。
9.戒除官场的三种恶习
恶习，顾名思义就是坏习惯。一旦沾染恶习，身受其害且难以悔改。官场的恶习害人不浅，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妨害仕途的发展。
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世俗的习气。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对孙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崇，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以此为戒。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出台一项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有人会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堪称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显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区处，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喜小人而恶君子。
早在曾国藩在京师学习时，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的习气。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但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