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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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提倡西学,勤教子弟(5)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冀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对于曾国藩的苦劝,王待聘心悦诚服,最后放弃了在京做官的念头。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逐步当上侍郎、朝廷考官、地方巡抚、总督等大官,在好多人眼里,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治政治世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古时候有这样的说法:“朝廷有人好做官”,但如果朝中没有靠山,则只有全靠自己去苦苦经营,为此,有时便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这样说:“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凭着有权有势,便少了顾忌多了优越感,这样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霸气逼人、盛气凌人、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因此,他经常告诫家人平时应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些人可能并不在意你的家境优越,但却在乎你处处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有些人可能会容忍你一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却不可能一直容忍下去。有傲慢的地方就有反对傲慢的情况出现,自己的每一次傲慢就相当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结果可能就陷入了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当所有无法容忍你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你,就会使你输得一败涂地。

官宦之家的子弟一般都有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因此,平时对待他人总是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常言道:“言多必失”,有时候,即使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或者自己说的话并没有恶意,但别人还是受不了。话多的人心中必有躁气,《周易》中就说过:“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菜根谭》中对于说话更是小心谨慎:“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虽然普通人家子弟,也会出现说话太多、傲气太盛的情况,但官宦之家子弟更常见,一旦惹出祸端,危害极大。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子孙的劝诫慎之又慎。

受曾国藩的影响,他的重要僚属彭玉麟就反复告诫其弟说:“曾帅尝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垂示于僚属。其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余得之,书绅铭座,藉以自警惕,时时以劝导同曹,亦望吾弟于听讼理案牍之时,刻刻凛之。”不仅如此,他还以曾国藩与李元度约法五章,即“戒浮、戒慊、戒温、戒反复、戒私”告诫其弟:“吾荣膺宰令,无所赠与,即借兹五约,用作官箴。”

彭玉麟认为,处于乱世,无论文官还是武官都很难做,做一个好文官更是艰难,但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他平时处处以曾国藩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家人,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方法,他领会得比较深刻,发挥得也很突出,他曾这样对其弟说:“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

曾国藩自从出仕为官,直到撒手人寰,一直希望子孙后代“做士民之想”,即不要谋求做官之梦,要做一个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富厚堂修成后,曾国藩虽责其奢华,认为无可补救,也不能拆毁。但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树立以士民为“代代作想”的好时机,因此,他将最重要的部分用做书楼,把它作为富厚堂的精神中心。

在给弟弟及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不要在富厚堂门外挂“侯府”、“相府”字样的匾。他认为,如果挂这样的匾,曾家人自然就会产生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就会“一代即败”。因此,他要求家人最好不要挂匾,或者只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他承认自己受过太保之类加衔,这是有才学的荣誉之衔,用来提示子孙不要以做权官为荣,而要以做有学问的人为荣。

为了给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士民”的榜样,他简直是费尽了苦心,他举出清代三个家庭的故事,常常在羡慕之余,认为自己实在可望而不可及。这三家分别是高邮王氏、桐城张氏和宣城梅氏。他说:“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地。就其最善教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共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

这三大家确实是清代很有成就的诗书之家,他们教子有方,重视学习。桐城张英、张廷玉,不仅父子宰相,而且也是诗书门第之家,其教子方面的成就令康熙、雍正也赞叹不已。曾国藩将张英的《聪训斋语》当作座右铭,并且亲自向儿子纪泽等讲解此书。

高邮王氏也是士民之家,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曾经担任吏部尚书,他很重视家庭教育,王念孙8岁时已经把《十三经》以及一些历史典籍读完。乾隆皇帝南巡时,乾隆帝赐王念孙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王念孙中进士。后历任御史、给事中。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玉念孙首先弹劾大学士和砷,上书援引经义,使仁宗大动心绪。同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督办河工。王念孙不仅学富五车,而且精通水利,在工部做官时,他著《导河议》上下篇。在奉命修撰《河源纪略》时,王念孙全力批驳他人的错误看法,确定河源,并撰写了《辨伪》,记录于《河源纪略》中。罢官后,他专研于写书,著有《读书杂志》。

安徽梅氏也是曾国藩意欲取法的一个士民家庭。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年幼时,他就跟随父亲与老师观测天象,了解了天体运行情况,也逐渐迷上了天文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深入研究当时很流行的中国古代数学,还介绍欧洲的数学,他著的《几何补编》四卷,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向。他一生著述达八十多种,富于科学价值。代表作有《梅氏百算全书》、《古今历法通考》等,他做学问很勤奋,让人佩服不已。

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提倡做官之想,而积极树立“士民”形象。也许是他对科技不够通达,反而因此对梅氏格外看重。后来他说不懂天文历法是“三大耻”之一,并让纪鸿学习,也是受了梅氏的影响。在曾国藩眼中,诗、书之泽即惠及当代、惠及子孙、惠及后人的功德之事,所以称为“泽”,他所说的诗书,包含了科技发明创造,如梅氏就是如此。因为这些“真本事”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是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

曾国藩出身翰林,身为大学士,又是军官。但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战场,他都战战兢兢、非常谨慎。他曾经戏称左宗棠:“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相左。”左宗棠回他一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又何曾?”这句话是曾国藩领兵打仗的真实写照。官场人心叵测,疆场瞬息万变,因此,他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可做官、不可从军。

因此,曾国藩对儿子们说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并且不仅不主张子女做官为宦,甚至也不主张子女以居官为荣为幸。

9.以和持家,和顺致祥

曾国藩曾经说过“家和则百福生”。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和谐,就不能和衷共济,即使家庭再兴旺也终归会走向败落。

在实践中,“和”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一种目的、手段;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才可以达到平衡,就叫做“和”。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9人,作为长子,曾国藩非常关心兄弟,经常问候、勉励、劝诫兄弟。

在勉励弟弟重视孝悌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兼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兼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认为,亲人之间应当和气、坦诚、忍让,在相互关怀帮助、相互砥砺的基础上,家庭才可以不断走向完善,家人相互协调,家业兴旺。

兄弟因未能考中科名而放弃学业,他循循善诱,不断勉励兄弟,督促兄弟继续努力。他对待兄弟竭力爱护,从不姑息纵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他常常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家族的利益为重。他常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百忙之中,曾国藩总不忘记写信教导诸弟踏踏实实做人,督促他们读书学习,提醒他们重视孝友耕读,力求绵延世泽。

长沙军事失利时,曾国藩意气受挫,他灰心丧气,整日郁郁寡欢。父亲写信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他鼓起勇气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如实禀报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作战情况。他把幕僚写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将“败不馁”的气魄显示了出来。皇上看完,对于曾国藩的战败情况没有生气,反而鼓励他再战。曾国藩对父亲的教诲,即使到了自己成为沙场名将封疆大吏时也没有丝毫怠慢和不虚心。

曾国藩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孝敬父母,不仅仅要停留在饮食供奉上,还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欢心为本,一家人其乐融融,上下欢愉,一团和气。

曾国藩的以“和”治家的思想,在治军上体现为全军上下精诚团结。他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危难之中,当时曾国藩部队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便截留了供应给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5万两,并且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沈葆桢,信中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而是用极尽委婉的商量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还能以“和”来处理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胸怀与修养。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说:家和则福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即曾国潢,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金陵围,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对曾国荃尤为特别关心,给他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他才大志大魄力大,但是却有些傲气,曾国藩经常提醒他戒除这种坏习惯;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又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要求他戒除;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

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曾国藩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他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对待兄弟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多方爱护、教诲,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对四个弟弟爱护备至,他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弟弟们也对他非常尊敬,对他的教导铭记于心,兄弟间关爱互助。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他自己不能回家亲自照顾父母,但经常写信问候,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

曾国藩孝敬父母,同自己的几个兄弟们友爱有加,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亲人之间坦诚相待,相互帮助,“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