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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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提倡西学,勤教子弟(3)

曾国藩严于律己,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分别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曾国藩善于将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便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他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在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过,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但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却按照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而且坚持每日必须完成。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难能可贵。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恰逢中国内乱外患交迫,当时,外患“英夷”入侵、内患太平天国运动、黄河决口,这些无不困扰着曾国藩,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读书的侧重之处有所不同,他对经世致用特别是舆地之学更为关注。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他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把平时读书悟出来的学问应用到实际中,发挥其中的巨大功效。

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世代相传,好多人因信奉这一原则,取得了很大成就。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观点:“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乱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

曾国藩一介书生,却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或曰“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他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不已的“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能做出这些成绩,不仅得益于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更在于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不断地虚心钻研,懂得应付事变之道。

曾国藩会读书,他主张经世致用,学习治国平天下之学,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早年的理想抱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了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必须把书本上知识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曾国藩还清醒地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例如,古代的好多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他们精于用兵,但并没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可以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却不是规模很大;像孙武这样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军事家,毕竟少见。因此,如果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将军,就要多读书,尤其是多读兵书。

曾国藩读书很有选择性,而且善于思考与总结。他除了担任过户部侍郎之外,还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为官期间,曾国藩总是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潜心研读《通典》与《资治通鉴》。因此,他洞悉了当时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仔细阅读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等,这体现了他明道经世抱负。

在百务缠身的空隙里,曾国藩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他认真研读的精神带动了许多人精读船山著作的风气,湘军中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研读,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读船山书籍的浓郁气息。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以及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他们把《船山遗书》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对于其中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烂熟于心,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心得体会。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研读船山著作,他们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收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

郭嵩焘曾经这样评价道:“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湘军将领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他们许多是一介书生或者布衣寒士出身,但是他们投笔从戎后,由文书、幕僚或者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的、可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或者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中,也要仔细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王夫之的名气与影响越传越广,这与曾国藩积极倡导研读船山之学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曾国藩倡导读书之风影响深远。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不断走向完善,他的军功业绩也如日中天,屡出奇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领导集团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他们都像曾国藩一样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过船山学术。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生的大事,应该相伴终身。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日益衰弱,但是他一直坚持钻研理学,而且造诣颇深。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来警示、鞭策自己不要放松读书:“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事情,而读书则贵在坚持,读书可以体味到好多乐趣。因此,虽然他的体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却置之不顾,晚上依然要坚持读书。对于他来说,疾病缠身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如果不用心读书,人就会变成废人,所以,医药不如读书。

1871年秋冬季节,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由于他写作、读书比较投入,常常影响到身体,加重了病情。他在日记中规定自己以后应当停止写作,不要看书。但是不久,有人送了他一部《许周生集》,他爱不释手,便又全神贯注地开始细读。后来,湖南王恺运送给他《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每本书他都认真地翻看了几遍。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规定,又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庸义渠寄来的《湖南阳秋》,王霞轩寄来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著《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新书。

曾围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如此衰弱,但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他在日记中这样感叹道:“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抓住有限的时间与光阴做自己最喜爱的事情——读书。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二程全书》,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1872年3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入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入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他与世长辞。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坚持读书,把读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曾国藩是一位“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之所以这样,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在《圣哲画像记》中,他写道:“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他在此处提到的这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共三十三人。《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在文中,每四人一组,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都对他们进行了论述。

曾国藩读书很有讲究,他提出了“择书”说,以《圣哲画像记》为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他在文中谈到的三十三人,很多在《讲堂录》中出现了。他的“择书”说对后人影响很大,******就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他认为,“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他描述道,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甚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

《讲堂录》中全文记载了曾国藩的“八本”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本”是曾国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修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他是按照这“八本”践履笃行,******在后期领导实践中对此不无效法。由此可见,他的这“八本”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讲堂录》比较注重务实学风,例如“谨言慎行即是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甚至“练达世情皆学问,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研究者也”等等。

曾国藩有这样的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经无把握,焉能闻道?”曾国藩一生都在坚持读书,这从侧面体现了他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读书是激励他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

曾国藩学养深厚,鲜有人比,许多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官人,总是一门心思想权术与欲望,但不知不读书只会固步自封,在权力与欲望间,稍有不慎,可能就会作茧自缚。在纷繁复杂的宦海中,曾国藩以超绝之智,游刃有余。这与他一生坚持读书、不断思考与总结有极大关系。

6.言传身教皆有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把读书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在家庭教育中,提到“愿代代有读书种子”,他对待子女读书问题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的教子方法卓有成效,并且影响深远。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今朝如何位高权重、风光无限,如果不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下一代就难免会流荡沟壑,因此,官宦子弟应该杜绝骄奢无礼,要懂得修身养性。他认为,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家庭教育。

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为此,他严于教子,把培养子女们自立自强作为家庭兴衰的“可大可久之规”。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

曾国藩教子,讲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因此,他经常给家人做示范,让大家铭记在心。他的示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活上示范

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居官30年,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泽》中,他这样写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这样写道:“俭之一字,弟言时时用功,极慰极慰。然此事殊不容易,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县,昔年仅轿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余名。欲挽回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至三四名乎?”在这篇家训中,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

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他在信中写道:“弟为余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食:曾国藩在生活上自奉节俭,虽身为将相,却如寒素之家。他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为“一品宰相”。

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特备盛宴款待他,山珍海味罗列满桌,而曾国藩仅仅只吃了他面前所摆设的几道菜,对于其他的菜,他丝毫未动。宴后,他感叹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他的示范给后代做了很好的榜样。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穿衣比较简朴,他曾经做过一件天青缎马褂,只有在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因此,虽在家放置几十年,却仍然如新衣一般。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由此可见他在生活上的节俭。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其弟曾国荃以家中人口逐渐增多为由,又另建了一栋新屋,费资三千余贯。曾国藩听说后很不高兴,他写信责怪弟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其中所见至为深刻,也即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其中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