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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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提倡西学,勤教子弟(1)

曾国藩虽是一个没落皇朝的封建官僚,但是却有着先进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不论是在为官中还是教育子弟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1.读书求变,变则生智

曾国藩所在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了没落,内忧外患使曾经雄踞东方的大清朝千疮百孔,他就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胆略与见识,在治学方面,曾国藩更显示出超前的智慧与远见。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通病是固步自封,他们对于外国的东西总是持着一种鄙视的心理,总以为中国是强大无比、无人可敌的。在近代中国,一些顽固的人总是不肯面对现实,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辉煌梦。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卓识。他深知,中国日益落后,而外夷日益强大,所以,在强敌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自高自大,只有积极主动地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才可以避免被动挨打的情况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这使他对封建政体怀着极强的使命感,使他积极地去扮演好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形象,但是,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士大夫。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没有像其他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那样,抱有夜郎自大的优越感,盲目地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把先进的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嗤之以鼻。相反,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徐寿、龚之棠、吴嘉善等科学家的名号,同时还记下了现代科学的学科名称: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除此之外,他非常喜爱天文学,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所以他对天文学不够精通,并自称此为平生“三耻”之一他倾心研究科学的精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如果说人的本性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灵魂部分,而读书却可以改变这个核心部分,那么,通过读书就可以改变一切,读书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读书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也不只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他的自我求变历程也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在第一次求变时,他以程朱理学为依据,在唐鉴的指导下精读《朱子全书》;后来,他精读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书籍,改行刑名之学,并且将这种思想应用到编练湘军、围剿太平军中,实现了他为官生涯中的第二次求变;但是曾国藩屡遇挫折,后来在回乡守丧之时,他仔细研读了《道德经》、《庄子》等书,从此开始信奉黄老之道,这是他的第三次求变,也成就了他的仕途梦想,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在宦海中自如遨游的高手。

在我国近代史上,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纷纷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而曾国藩就是较早提出这种先进思想的官员。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但将这一口号真正落到实处并且付诸行动,是从曾国藩开始的,是他开创了学习西方的先河。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这给曾国藩的幕府注入了相当雄厚的科学力量,也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节奏与背景。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朔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几何原本》译本作序。

许多人认为读书人只懂得读书,却不懂得世事,因此,读书人有些迂腐,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确实不少,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或许不仅不懂读书的真正目的,而且也不懂得读书求变的真正意义,所以才把读书当作一种脱离世俗的事情。

其实,从古至今,任何一本书都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关联,每一本书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对人生以及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会读书的人,就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积淀。

书籍代表着知识,而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在古人眼里,读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人的素质就会提高,人的能力就会增强,这样的人才能做好官,才能管理好国家。但是,由于古人痴迷于旧知识的魅力,未能及时地去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这使自己日益落后,逐渐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于是,这一信条的作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2.留学活动开眼界

曾国藩开创了留学风气,为沉闷闭塞的古老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开扩了中国人的眼光,增长了中国人的见识。功劳不可埋没。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深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都在阻碍着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冯桂芬特地将此书送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中国的积弱使清政府的确有必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

同治九年(1870),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4年为期,每年选派30名12~14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15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这样一来,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

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已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做出了一件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派遣幼童留洋活动“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他的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他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

于是,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衰弱,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这些留洋幼童代表着国家的希望,曾国藩对他们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在致留洋幼童监督陈兰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幼童留美)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

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了,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第四期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与此同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

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船政局派遣留学生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贡献越来越大。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他们深感自豪的优越感受到了动摇。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派遣幼童留学活动为落后、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更为以后的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在这120名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学有所长,专精有突破

凡成就大事者,都注重办事方法,在学习方面,曾国藩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抑专”的局面,提出了“专精”的口号,从而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开辟了一条通道。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曾国藩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中国社会上却从此兴起了学习西方知识的风气,如开翻译局、送幼童出国留学,这些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这体现了曾国藩超人的远见卓识。不仅如此,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行动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这在当时并未彰显出多少功效,但在几十年后显示出了巨大的现实意义。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他在探究发达的西方科技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深刻挖掘其中的原因,这更显示出曾国藩高人一筹的智慧。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集中精力,执著专注,喜欢专研,因此,才可以逐渐达到极致。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很是独到,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世界上的各种学科进行了划分。他按照不同的门类,对不同的领域与对象进行了探求,并且研究了其中的规律,西方近代学科的划分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深入的。对不同范围的学科进行归类与划分,这样有利于人们去发挥自己的专长,集中精力去专研,从而取得较大的成果。

曾国藩的认识与此大致相同,在担任京官时,曾国藩就认识到了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的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十四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虽然以上十四门学问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却是当时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知识技能,涉及到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与“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如出一辙,这也体现出了曾国藩的远见卓识。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发展与逐渐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科学分类的重要性。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四,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这样写道:“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曾国藩总结了学科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面上,他认为,研究的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是他欣赏西方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西方人“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人若想学有所长,有所突破,就应该集中精力专研。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综合的“通才”有一些,但专精一术的专才很缺乏。传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修身、治家、治国等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这种教育力图培养一些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个多年学习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入仕以后,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而一个封建官员所要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几乎各个方面。因此,已经做官的儒家知识分子若想仕途通畅,就要了解社会中的各个层面。因此,当时社会流行“全才”,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于是,“专才”被埋没、被扼杀,受到歧视而失去生存的土壤,这就是封律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没有专才而空有“通才”的社会若想朝着纵向发展,确实有些困难,这恰恰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致命障碍。

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源所在,曾国藩极力推崇专精,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直接倡导学习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用人方式上。曾国藩用人也独具慧眼,他认为完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从不求全责备,他的用人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个人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许多突出的专门人才,例如,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邹汉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