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13149700000026

第26章 敢于担大任、打硬仗(4)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保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并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再次接到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出征,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对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树。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对自己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可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不能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6.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曾国藩曾说过:“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唐朝的郭子仪是曾国藩仰慕的对象,因为郭子仪能够抛开个人名利,以一腔热血为国效命。无论何时何地需要他,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为国家排忧解难。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同样有此抱负,希望国家能够将重任委托于他,为国出力。

曾国藩的表现在同辈中较为突出。他对学业比较重视,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进士;声名远播,朝廷内外皆知有其人。

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咸丰皇帝顿时陷入慌乱,不知所措。后来才采纳臣子建议,决定采用“以汉治汉”的方法平息农民起义。曾国藩以其名声得此重任,咸丰帝命其以在籍侍郎身份,负责招募一些勇士兴办团练。

正在家里守丧的曾国藩接到兴办团练平反的圣旨后,心中有所顾忌。他早就想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如今,机会正摆在眼前,能否功成名就,关键在于自己能否迈出这一步。但是,为了建功立业便毫不犹豫地领旨,定会被人看作贪图富贵,不守孝道。曾国藩自有办法,他假意表示自己丧母,守孝未满,只能抗旨行事。为表决心,他托人将所写奏章呈给皇帝。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一位好友,他听说此事后,即刻赶往曾国藩家,好心劝导,希望曾国藩以国家大局为重,走马上任。曾国藩没有为好友的苦心所动,直到郭嵩焘动员其父曾麟书再次劝说。曾国藩觉得时机成熟,不再掩饰,弃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乃一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何况无权无势。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什么样的军队自然成了他的最常思考的问题。面对众多困难,曾国藩没有气馁,而是艰难地前进着。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按照皇帝旨意,办起了团练。但小小的团练并不是他的目标,次年,在皇帝的许可下,曾国藩主持编制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湘军很快就组建完毕。但这还是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根本不能够抵挡气势汹涌的太平军,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因此,曾国藩在训练士兵时,要求很高,他要训练出一支善战的军队。

正是这支队伍,在国难当头时,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挺身而出,取得了许多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