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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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做一等忠臣,成一番大事(2)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篙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

3.公忠体国,勤俭爱民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一家一国,克勤克俭都会兴旺富裕起来,而懒惰和追求享乐只会日见衰亡。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和封建君主忠心一片,生活上克勤克俭,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堪称为政者的楷模。

曾国藩有这样一种观点:天子处理政务不一定要亲力亲为,但大臣一定要勤勉清廉,“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生勤廉,可谓具体实践了诺言。

“清、慎、勤”三个字自古被视为做官的准则。曾国藩也曾作了三字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详细规定自己每天应该处理的事件,并常常在日记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在身强力壮之时,对幕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革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尽管他“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仍然“沿此旧习”。在晚年之后,尤其是由直隶总督改任两江总督后,眼睛的视力大大减弱,“看文写字深以为苦”,“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的政务。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总结了一套处理政事的方法,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所谓经分就是条分缕析。一般的从政人员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忙的时候焦头烂额。当需要同时面对许多事情时,要做到有条不紊,分清主次轻重,分清难易缓急。即使处理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主要的、紧急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就会迎刃而解。运用条分缕析的办事方法,可以使人从容不迫且高效率地处理事情。

所谓纶合就是相互关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实践中的运用,办起事来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导致许多事情处理不当,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处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影响做好计划再行动。正如曾国藩所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所谓详思就是详细思考。曾国藩办事非常谨慎,通常是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认为如果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详的思虑,事情很难办好,甚至出现功亏一篑或满盘皆输的结局。对文官的贪生怕死和武官的鲁莽,曾国藩总是分别反复叮嘱告诫。他还针对不同的情况思考问题。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情况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具体详细。

所谓约守就是遵守已经确立的传统和原则。办事要讲原则,如果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同时也失去了检验的标准。在官场上采取和稀泥和踩西瓜皮的办事方式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例如曾国藩定下早起与幕僚一起吃饭的章程就是一个原则,不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而网开一面。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使内外亲疏有别。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勤于政事,对部属也要求严格,勉励属下的将领一定要“口勤”、“心勤、“身勤”、“手勤”。”

曾国藩不仅勤于政事,而且为官廉洁。对于钱财二字并不很看重,一生崇尚节俭。曾国藩从30岁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发财。1849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说到做到。在为官期间,他尽量避免官场上无谓的应酬,同时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财物。

清朝官员薪金有限,接受别人的馈赠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据说纪晓岚在担任侍郎的时候挥霍无度,依靠他人的馈赠才能过年,一次,过年时有人忘记去纪晓岚处馈赠物品,纪晓岚就登门强索,一时在京师朝野被传为笑谈。馈赠的对象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部门的首长,在京外的对象是督抚和盐使关税首长等。曾国藩将这种馈赠称之为“钓饵”,将来升官了必须要加倍“奉还”,不贪污受贿是还不起的。

由于上述的原因,曾国藩断不接受馈赠。所以他在担任侍郎的时候,仅靠一年四百两白银的俸禄勉强维持生活,节俭度日。后来曾国藩虽然做了总督巡抚,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时还要俭朴。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官场的风险是很大的,要想游刃有余并保官升官,自然需要机变和谋略,也即所谓的“官场术”,几千年来,人们总结了一套套的“官场术”,虽然这些“官场术”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运用这些“官场术”需要与之相应的机会和场景,惟有“勤廉”二字是一般的准则,正如赵鼎所说“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祈以处己;和顺,所以接物。与人和则可以安身,可以远害矣。”

曾国藩自己生活节俭,而且严格要求家人,要求家人戒除贪婪和奢欲。曾国藩极其看重俭朴的家风,他认为“家败离不得一个‘奢’字。”“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磾、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是西汉的大将军,总揽朝政达二十多年,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享受高官厚禄,享乐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皇上以谋反罪灭族,遭牵连被诛杀者有数千家。当初霍家生活极度奢侈的时候,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曾经说:“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话果然不久就应验了。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磾则十分注重自律和节俭,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就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不敢近”,非常谨慎。班固赞曰:金日磾“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曾国藩要求弟弟以霍光、金日磾等人的事例告诫后辈一定要戒奢戒骄,“庶几长保盛美”。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衮,过于绚烂。”他自己所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儿媳妇亲手制作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早起晚睡,穿布衣吃粗食,每餐仅有一道荤菜,只有当客人来的时候,才增加荤菜。

曾国藩担任大学士后仍然生活简朴,故时人略带诙谐地称曾国藩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在曾国藩30岁那年,他添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时不舍得穿,只是在庆贺及新年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藏了三十年之后如同新衣一样。曾国藩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回忆说:曾国藩在江南总督署任职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两个小女儿吃饭,两个女儿仅有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立即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当时崇德年幼,听到曾国藩这样说,竟然一下子破涕为笑。

此外,在操办儿女婚嫁上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节俭,例如曾国藩在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以后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的陪嫁费用。

崇德回忆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遗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儿这样节俭,娶儿媳妇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已经功成名就位极人臣,而且年近七旬,依然节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账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翻修过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时,花园的工程正在赶办之中。游观后,他感慨颇多,认为享用太过。如此克勤克俭的封疆大吏真是世所罕见。

同治六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很多,曾国藩十分反感。他在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而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做法便与他有很大的不同,自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后,曾国荃每到一处便大肆搜刮民财,三次回家置田买屋。曾国荃在家乡湖南兴建的“大夫第”,长达一里,房屋数百间,储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名贵家具,在近世的官僚府第中是很少见的。因而曾国荃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为此致信曾国荃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功夫也。”曾国藩还规劝九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共勉之。”

曾国藩一生反对贪婪和奢侈。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还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一生坚信的为官原则,“勤于政事,清廉自守”是曾国藩一生的生动写照。

4.公而忘私,有国无家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满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满清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惟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贻笑大方,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谆谆嘱咐: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已外陕西巡抚,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

此嘱。

其实,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满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

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于曾国华、李续宾的战死疆场感到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不仅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有人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曾国藩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和忠。在曾国葆病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致信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5.息事宁人,苦撑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