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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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刚柔相济,能屈能伸(1)

曾国藩是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读书人,熟知历史上许多刚柔相济、能屈能伸,最终成就大事的名臣义士,因此,他懂得刚柔兼济、能屈能伸的为官之道、处世之法。

1.忍常人难忍之事

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一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值得回味。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胡林翼身为湘军集团首领,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学会了“忍”。湖广总督官文非常宠爱一位小妾,在这位小妾生日之际,官文用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可见他对这位爱妾的宠爱程度之深。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在当时,名分异常重要,只有正房可以与其夫同富同荣。作为小妾,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为主人小妾庆贺无异于侮辱自身,贬低自己。官文所请宾客中,有一位藩司,他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要回贺帖。一些人也照他的样子做,顿时使得官文脸上无光。

胡林翼在旁将藩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一再称赞此人说得极是。但是刚称赞完毕,便来了个大转弯,他将手中贺帖递出,传诸官文宠妾。要回贺帖的那些人过意不去,纷纷祝拜。

胡林翼在官文宠妾生日那天帮助他化解了尴尬局面,得到官文欢心的同时,也使官文的宠妾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官文的这位爱妾去胡林翼家看望其母时,胡林翼吩咐左右,同样以夫人的身份来对待她。又过了一些日子,官文的宠妾便成了胡林翼老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那里不时称赞胡林翼,使得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越来越好。在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的合作为湘军的成功奏响了序曲。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忍气”二字。

沈葆桢,福建人。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因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到曾国藩的湘军里做事,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曾国藩早在咸丰四年(1854)为保江西安稳,就派兵移驻该省。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建成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清军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应。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就轻重缓急而言,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3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沈葆桢发现了,勒令其将运出税银悉数追回。蔡锦青不敢违抗命令,只得照做。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子,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

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2.刚柔相济是成大事的根本

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过“刚”就会变得固执己见,过“柔”就会变得懦弱无能。只有“刚”和“柔”结合得恰到好处,才能无往不利,成就一番事业。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5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这封信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出于自尊心,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重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有一个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坝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评价:

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但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所以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了《挺经》,所谓“欲著《挺经》”,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十分睿智,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谈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的逼真写照。

曾国藩说话很幽默,留传下来的笑话不计其数。《挺经》之说,应该就是欧阳兆熊和李鸿章同在幕中时传下的。李鸿章所说的十九篇,欧阳兆熊较早离幕,或未得闻。再看李鸿章所举的第一篇,也是传下来唯一的一篇,言语通俗,正是席间讲谈的笑话之类。谈过即罢,无人记录,所以也就没有文字留传。这唯一的一篇,也是靠了李鸿章的记忆传下的。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几十人,一同吃饭的也不在少数,但只有李鸿章能回忆起《挺经》的内容,可见“挺经”之说的确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非常可惜的是,他只说了其中的一篇,否则,留传到今天,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智慧资源。当时,郭嵩焘兄弟也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因此也可能听到了这些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他们的信中,有四处提到了“挺”和“挺经”。由此可见,“挺经”确实是有的,不过不是一部真正的著作而已。

“挺经”是曾国藩的独得之秘:在开始做事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刚气,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则要刚柔结合。

3.羽翼未丰,忍而勿动

各地纷纷告急,要求支援,曾国藩却丝毫未动,即使是他的老师和挚友有生命危险,他也只能强忍痛苦。原因何在?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没有把握的仗难打,没有充分准备的军队难胜。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江忠源,湖南人士。道光年间,他与曾国藩相识。那时的江忠源仅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举人,曾国藩却官居二品。然而曾国藩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交好。

1847年,江忠源曾招募了一些乡里的勇士,与青莲教起义军拼杀,稳定了社会治安。江忠源因此被授职为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