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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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小心谨慎,得意不忘形(6)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曾国藩虽官位显赫,但他生怕“清名满天下”,于是适时将名利推让一些,以便更好与人共处。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至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4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在名与利上,最能体现“全生保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当数范蠡了。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便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为由,激流勇退,放弃上将军之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携西施隐居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范蠡的退隐,就是害怕功名利禄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的忧虑很快便得到证实,与他共助勾践的文种,因不肯退隐,贪恋在国中享用的尊荣贵利,结果被勾践找个理由处决了。

“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一定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朝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20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二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大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的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像霍氏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为时已经太晚了。咱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予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切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这种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认识,对现今那些居官自傲,贪赃枉法,稍有一点地位和荣誉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为一剂良药。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对于这样的贪官,只能给他点好处,他才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对人谦让,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世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积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12.抱残守缺乃最高境界

物极必反,盛况过后,衰落便随之而来。湘军维护清朝政府的重大作用让曾国藩在国内影响颇大,凡与之为敌者,必然会失败。社会动荡时候,曾国藩自然能与各方势力抗衡,但社会安定后,情形则会突变。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的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就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曾国藩明显感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并与他为难,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撼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后来,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只有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闻讯后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10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其变。

慈禧太后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她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表面上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也没有什么损害。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欲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采用“按兵请旨”之策,请求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自己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好对付。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