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设立“课吏馆”，加强对官吏的考察选拔
道、咸、同三朝以后，为筹集巨额赔款和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饮鸩止渴，大开捐纳，造成仕途拥挤，官员的正常晋升秩序被打乱。据统计，19世纪中后期，以捐纳方式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竟占了各省官吏总数的近50％（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2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大量捐纳人员涌进官僚队伍，尤其是涌向州县基层，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运作，使得“人才既衰，吏治日坏，徒法终不能行”（《清史稿·志八十六·选举六·考绩》。）。有鉴于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诏令各省设立课吏馆，要求各地督抚破除情面，对道府州县官分发到省之初，必须“躬亲面试”，对“鄙俚轻浮者，即行咨回原籍。其尚堪造就者，均令入课吏馆讲习政治法律一切居官之要，随时酌予差委”。其次，对试用期内的道府州县官实行期满甄别，“优者留补，劣者斥罢，平等者再勒限学习，均各出具切实考语，不得仍前含混。即选授实缺之捐纳保举各员，亦应一律考试查看，分别办理”（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863-4864页，中华书局，1958。）。不久，清政府又扩大了通过课吏馆培训官吏的范围，要求“即用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由该督抚按时考核，择其优者立予叙补，其平常者仍留肄习，再行酌量补用”。
对清政府这一政策，锡良十分拥护。他对于其时川省官吏人浮于事、敷衍因循，而有志之士不得施展才华，人才浪费严重的情形深感痛心，“兹于抵川后，详加查察，窃见仕途拥挤，吏治废颓，加以停捐之际，各班人员，纷至沓来，聚处省垣，一无所事，相率习为游惰，志气日即萎靡。此中非无可造之才也，徒以教督无人，遂令终归阘茸。矧今日乏才之患，正坐不学无术，吏事既未娴习，骤膺民社，百事茫味，吏治何由振兴”。另一方面，新政推行以来，也对地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处理传统事务，同时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事务。这样，在大批候补官员无所事事的同时，是熟悉新事务的人才的缺乏。地处内陆的四川对此就显得更为迫切。锡良曾不无感慨地说：“川省偏处西陲，见闻甚隘，近来要务，凡百待兴，奴才因事遴员，苦难其选。”求才若渴之心可见一斑。同时，锡良还担心长期的候补等待会消磨了这些可造之才的才智与精力，甚至会因谋取官缺而流于钻营，反而危害吏治，“若不及时陶铸，微特需才孔亟，每兴若渴之思，且恐流品混淆，熏染甚易，才俊之士，或亦销烁于其中，不能安遇待时，必至钻营奔竞，反为吏治之害”（锡良：《奏设川省课吏馆折》，见《锡清弼制军奏稿》卷二。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0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故锡良莅任川督后，“即考试在省之候补府、厅、州、县。凡奉委而未出川者，亦一律与考”（周询：《蜀海丛谈》，第223页，巴蜀书社，1986。）。考试内容以时务为主，不合格者不能任用。此后到省者，也必传至署中命题试之（同上，第228页。）。
1903年底，锡良在成都设立课吏馆，“在省人员无论有差无差，一律入馆充学员。有要差者，每日亦须到馆肄习两小时。所讲求者，一以现行各种新政，及中外时务为旨归。期满后，特派学识优长大员，分门试验，并命各学员充分发抒意见，无庸稍涉顾忌”（同上，第223页。），按成绩优劣“以定去留”。凡是“纨绔浮薄，暗无才识，习染锢蔽，自甘暴弃者，随时分别参劾，资回原籍”，而对那些贤能朴实为官清廉者则着意保举（锡良：《奏设川省课吏馆折》，见《锡清弼制军奏稿》卷二。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0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此举不仅使得其时四川官场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也为新政在四川的推行培养了相关人才。
（二）裁汰差缺
清末仕途拥挤，官吏人浮于事。因此，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锡良对此政策进行了较为有力地贯彻实施。他在设立“课吏馆”，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培训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对川省人事及机构进行了裁撤，“以节虚糜”。锡良认为，“身任差缺者，亦必各尽职守”（锡良：《奏设川省课吏馆折》，见《锡清弼制军奏稿》卷二。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0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因而他惟有破除情面，对众官吏随时认真考察，绝不容许尸位素餐者存在。仅在1904年锡良就一次性提出裁撤成都府督捕通判、夔州府通判、嘉定府四望通判、眉州直隶州州判、成都县水利县丞、华阳县水利县丞、绵州魏城驿驿丞、剑州剑门驿驿丞、剑州武连驿驿丞、射洪县青堤渡盐大使、蓬溪县康家渡盐大使等十一缺（同上。）。同时，川省一些地区还根据清廷令开始裁汰书吏。
（三）整顿胥吏
锡良对川省吏役横行的地方进行了整治。书吏的权力膨胀、徇私舞弊、差役泛滥成灾及危害百姓是川省吏治危机的又一表现。清代地方行政区划，以省为第一级，府、直隶厅、直隶州为第二级，隶属于府的散厅、散州和隶属于府、直隶州、直隶厅的县为第三级。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称“正印官”，对整个州县行政负全责。此外部分州县虽置有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佐贰，但都不属于以正印官为首的州县行政系统。以“正印官”为首的州县行政系统实际上是由以下五种人员所组成：正印官本人、幕友、家丁（长随）、书吏和差役。其中，幕友、家丁（长随）是州县官的私人聘用人员。各州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实际上各地数目不一，多者至十几房），具体办理各项文书、档案事务。六房书吏不是官员，没有品级，“选于民而充之”（《清会典·吏部》卷十二。）。实际上大多靠行贿“营求得之”。他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诀窍，擅长处理衙门的内部事务，掌握着衙门的实权。虽然书吏的服务期限仅为五年，“役五年而更”，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服务期限满了之后，仍通过改名换姓等手段保留职位，或是竭力使自己的亲朋获得此职务，从而得以长期盘踞地方。三班衙役，即皂、壮、快三班，是州县衙门最低级的组织。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书吏和衙役是最基层的行政和执法人员，百姓正是通过他们与政府取得联系的。因此，整顿胥吏，也就成为整饬吏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严禁诉讼勒索是锡良整顿胥吏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书吏和衙役的收入微薄，因此收受陋规是他们受到县官默许的收入来源，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从事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广大人民，直接加剧了清王朝与人民的矛盾。
锡良对此深有感触，他指出：“川省民情喜讼，故牧令必以理讼为首务，官之福惠在此，民之爱戴亦在此。而吏役之横索，阍仆之壅蔽，绅保之武断，又与讼狱相因；未有三者不治，而讼能理，民能安者也。”（《重庆府奉川督通饬吏治腐败务必整顿札》，见《清代巴县档案选编——关于吏治整顿》，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他要求各属重新厘定书役规费、章程，“书差案钱，只准照章取给，而贫者犹须减免。递呈作词之类，纵不能一无所费，必应大加核减”（同上。）。锡良还对作奸者进行了查处，严惩不贷。他下令，“查处案迹夙著之蠹役等，均经派员前往提审明确，立予重办”。各地“痛除蠹恶，首以裁汰冗役为先。勿豢此无数虎狼，噬我良儒”。规定“刑房参费，各属永远禁革”。严肃处理了永川、江津、綦江、璧山、荣昌等五个县的恶吏，“枷号三个月，满日杖责，递解各该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复出扰人”。他同时指出：“丁役之敢作敢为者，以州县之不问也；州县之敢欺上者，以院司之不察也。”因此，将任用恶吏的永川等五县知县“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同上。）。在清末四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对与广大民众直接接触的胥吏进行整顿，无疑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一次积极尝试。
锡良是晚清名臣之一，《清史稿》称他“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清史稿·列传》。）。他对于清末统治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作出了种种努力。他在任川督期间，大力推行新政，积极革新吏治，正是其中的一部分。锡良虽然使川省的吏治有所改善，但却无法真正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五赵尔巽对吏治的整饬
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山东蓬莱人，乃赵尔丰之兄。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1907年调任四川总督，有政声。1911年改任东三省总督。清帝逊位后以遗老身份在北京设立清史馆，主编《清史稿》。
赵尔巽是晚清著名的能臣干吏之一，他就任川督期间正是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也进行了一些整饬吏治的工作，试图力挽狂澜。赵尔巽对于吏治与安民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设官所以为民，而安民必先察吏。盖必吏治修明，而一切富强要政乃足以惠保吾民，而不为民累，而民亦乐从。未有吏治不讲，而可以保治安、谋生聚者也。”（《川督赵尔巽通行整顿吏治三十条札》，见《清代巴县档案选编》，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因此，他“历任所至，无不以整顿吏治为先”，任川督后亦不例外。他结合川省利弊，制定了整顿吏治三十条，要求各州县严格贯彻实施。他对吏治的整饬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