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许多读书人欣然下海，蜀地士子似乎表现出更大热情。南宋宁宗时，每逢科举大考之际，别的地区士子总是星夜赶考，但四川的士子却总是姗姗来迟，到了规定日期还不见进京，其原因并非仅是路途遥远，途中经商也是迟到的原因之一。对于那些颇有商业头脑的四川士子来说，因为蜀道之难，平常少有机会出川到东南地区，借进京应考之际，正好贩运货物沿途贸易，又因一路关卡手续繁多，所以常常迟到。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反而迁就成全，不得不延期开考，封建社会的尊严俯就于商业牟利活动，在中国科举史上也实属罕见现象。
（二）特殊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的经济政策五花八门，不复一致。对在其后建立起来的宋王朝来说，如何统一全国的经济，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宋王朝始终没能齐一。政治可以用征服的方法来统一，经济就不然了。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在各地区实施了一些不同的政策。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及其特有的民情，是宋王朝在该地区有目的实施特殊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
1政治上“重远”原则的体现
宋代四川地区特殊化政策的实施，首先与历代封建王朝政策上的一种传统倾向性有关，这种倾向性就是“重远”。宋人苏洵曾作有《重远》一文，认为离朝廷很远，但军事意义、经济地位非常重要的地区就理应受到重视。
宋代四川经济实力较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以其丰富的产品同夔峡诸地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支持了汴京的经济，对宋代经济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强化起了重要作用，是宋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
根据“地愈远则任愈重”的“重远”原则，距首都千里之遥，且又有山河阻隔的四川地区，其地位已非同一般，再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这样四川地区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在宋室君臣看来，四川是天下“号为至重”之城，对这样的地区，为有效治理该地区，就必须重视官吏的选任，选拔有才能有经验的官吏，同时，为了便于地方官安抚民心，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突发事件，宋王朝自然会给地方以较大的自决权。
2因地制宜，顺应四川社会民俗风情
另一个始终影响宋王朝对四川地区实施特殊化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对四川地区的特殊民情的认识。宋人陈师道在谈论四川历来难以选拔合适官吏就任的原因时就认为，蜀地民风民俗自有特点，与外地差异较大，因此外地官员若到蜀任职，则不易了解蜀地具体情况，很难治理好当地政治经济，也难以找到恰当的方法安抚百姓（《后山集·代谢西川提点刑狱表》。）。宋王朝平四川后，即使后蜀孟氏集团沿长江水道徙往汴京，据载，蜀主孟昶离开四川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蜀梼杌》卷下。）。在宋王朝看来，后蜀统治集团在四川是深得人心的，为了消除四川人民对孟氏的怀念，宋王朝必须实行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统治政策来笼络人心。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正月，宋灭后蜀，仅用七十六日，实为神速。但随即而来的是以全师雄为首的蜀卒之乱，继起的是王小波、李顺于永康军起事，战火绵延川峡各州，历时两年，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对宋王朝冲击很大，连宋太宗都下诏罪己。通过这些事件宋王朝总结四川的社会民情是：“蜀人喜乱易摇”、“性轻扬，喜虚称”（《宋史·田况传》。）。由此看来宋王朝对蜀地民情的认识直接导致其特殊化政策的实施。
（三）特殊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得失
宋王朝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护商政策、轻赋废禁政策及特殊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的经济发展。护商政策的实施使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商人队伍壮大，经商人数增加，从业人员多样化，商人资本扩张，同时也使四川地区的民力得到休息，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广大农民辛勤劳动，四川盆地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余粮的产生增加了用于买卖交换的粮食的数量，使粮食生产带有一定商品性。由于实行了废除禁榷制，实行了自由通商的政策，使得四川的茶盐等大宗商品流通无阻，交易畅通，其生产获得较大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了特有的蚕市、药市、花市、茶市等。交子的发行和使用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使小农小手工业者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使商业信用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总之，宋王朝在四川实行的特殊化政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宋代四川特殊经济政策的主要经验与成就表现在：
第一，推行护商政策，促进四川商业队伍的扩大和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抑商政策，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仍经常出现农民弃本趋末，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到了宋代，宋王朝调整了传统的抑商政策，实行一系列护商政策，通商惠工是宋王朝推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宋王朝护商政策的影响下，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其从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其成分也多样化。贾大泉已从“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专业商业队伍的壮大”、“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第195-19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兹不赘言。林文勋从商人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来剖析了宋代四川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人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商业水平的提高，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商业人数的增加。地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商人的产生。但宋代四川地区商人的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王朝护商政策、废止禁榷政策的结果，从而使商人的地位和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保护。
第二，引导商业资本投资到生产领域而非购买土地，从而更好地实现商业资本在流通中增值。资本运动的特点，首要是追求增值，流向赢利高的部门；同时也追求安全，防范规避风险，而且风险越大，其对安全系数的要求就越高。在宋代，四川地区因其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的实施，故使传统的资本流向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因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影响，资本大部分是用来购买土地。土地是最稳固的财源，在四川地区，土地的购买依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商人资本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贱买贵卖来实现其增值，政府对此加以引导，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商人开始投资利润较高的茶、盐业。茶商在购买茶叶时往往根据茶农田亩面积的大小，估算产量，并预先支付定金，扶植茶农的生产，相当于茶商给茶农的投资。商业资本流向生产，改变了四川传统市场的面貌。商品的自发性生产变成了定购性生产，从而使市场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重视市场建设，引导市场走向成熟。北宋初期因实施了一系列的护商政策、轻赋政策及废除禁榷政策，使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得到了良性发展，市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繁荣，形成了以大都市为重心，城镇市场为拱卫，集市墟市为外围分布状态的网络市场，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绕城镇，形成了区域性市场。
第四，特殊经济政策促成了交子的产生，使宋代四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纸币流通区。纸币是货币发展史上较高的形态，它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纸币是信用货币，因此信用是纸币的核心，纸币最早出现在成都是经济的客观发展要求及人为主观政策双重作用所致，而宋王朝货币政策则是影响纸币流通能否顺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交子流通在宋哲宗绍圣以前的情况是很好的，主要是因为交子的发行、流通、兑对都有正确经济政策指导。
但是，宋代政府对四川的很多特殊经济政策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在很大程度上对四川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表现在：
第一，用铁钱取代铜钱，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并且引起信用市场的危机。北宋平蜀后，宋王朝极力以铁钱取代铜钱，使其成为铁钱流通区，这使得宋代四川地区长期存在铁钱区。宋王朝变四川为铁钱区给该地信用市场造成了极大的紊乱。铁钱因面值小，体积重，不便于交易，并且铁钱经常处于贬值状态，这就引起了物价上涨，导致人怨鼎沸，社会不安，信用市场危机四伏。四川铁钱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发展，同时因铁钱铜钱及交子并行使用，使得这一地区信用市场显得特别复杂。
第二，不顾经济规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交子产生是在铁钱难以很好地充作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的矛盾下应运而生的，铁钱成了它的助产婆，它代替了铁钱而成为川峡路的通货。交子产生后，经历了民办和官办两个时期，交子流通在宋哲宗绍圣以前的情况是很好的。但从绍圣元年开始宋王朝为了筹措军费大量发行交子，交子信用发生了危机。南宋时期，因军费和其他财政的需要每年连续增印，滥发钱引来解决财政危机。到理宗后四川制置司更是滥发纸币，到宝祐年间，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信用市场彻底崩溃。
第三，政府未能控制禁榷政策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使之变成用强权、垄断价格以提高榷利的手段，伤害了人民利益，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进程。禁榷政策的实行是封建王朝为增加税收的常用手段，但这种手段往往演变成强权、垄断价格提高榷利，从而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宋代政府通过封建强权插手流通和生产领域，不断增加税收，实行重税、茶禁，加重搜刮和剥削，结果是导致商旅不通，市场紊乱。另外蜀中吏治腐败，官员贪污，官府往往与地痞土匪勾结，从中牟利，上下欺罔，纸醉金迷，贿赂公行，以敲诈勒索为能，导致百姓利益受到极大侵害，政府财源也得不到保障。在宋代，商业资本已经开始流向生产领域，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商品生产就能在封建自然经济中发展壮大，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把商品生产发展起来，把生产推向市场。然而在官府的榷禁制度下，却得不到进一步正常发展，反而被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