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始祖——拉玛古猿，活动于距今1000万年以前。从370万年～100万年前，南方古猿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一时期，猿人开始使用人造工具，体质逐渐发生变化。到了170万年前，直立猿人逐渐增多，并广泛地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大陆上。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分布十分广泛，西侯度遗址是中国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云南元谋人化石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人类化石。
70万年前的北京人西侯度遗址
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有一个地方叫西侯度，黄河从这里的西边和南边绕过，在村后的北坡，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其中包括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这批石制品共有32件，包含的类型有石核、石片和石器，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从石核和石片打制精度来看，打制的技术虽然比较原始，但已包括了锤击、砸击、碰撞等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面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由石片加工而成。
在与石器一起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有烧过的动物骨骸、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猎物，甚至砸开猎物的头骨，并将余下的碎骨随地抛弃，而将长角加工成某种器具。与这批石制品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也很多，主要有兔、刺猬、大河狸、大象、麋鹿、野牛、野猪、羚羊等。根据古地磁法的年代测定，西侯度石器的年代距今已有180万年。
元谋人化石
如果说西侯度只发现了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的话，那么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则是一处两者兼有的著名古人类遗址。
上那蚌村位于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一个由棕褐色黏土组成的小山丘，四周被冲沟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2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凿刻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据古地磁断代测量，这些化石距今170万年左右。
被发现的2颗元谋人牙齿化石是上中侧门齿，属于一位青年男性个体。这2颗门牙很粗壮，齿面平坦，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而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从出土的7件石制品来看，人工痕迹清晰，原料为石英岩，器形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另外，专家们还发现了2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是被火烧过的，这也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开始使用火。与元谋人化石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象、豪猪、云南马、爪蹄兽、水牛、竹鼠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根据科学家对动物化石和植物孢粉的分析，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较温和。
历史学上一般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的产生年代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代初年，称为中国的原始社会，即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
170万年前古人的生活
170万年前的中国古人正处于人类成长的童年时期，他们只会打制石器，加工简单的木质工具。采集、狩猎和捕捞是他们获取衣食的主要方式。人们多住在天然的洞穴里，或者在树上栖居。人们最初是生食，后来才发明了人工取火；人们按照季节迁徙，居无定所。
专家们还在元谋人的遗址中，发现了古人用火的痕迹。可以说，古人从用火到人工取火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第一个伟大胜利。起初，当他们看到由雷电引发的森林野火时，是十分恐惧的。后来，古人们才认识到火不仅是咆哮无常的吃人怪物，更是可利用的“武器”，而被焚烧过的兽肉也比生食要美味得多。从此，古人们才开始利用自然界的野火，进行取暖、煮食、照明和抵御野兽的袭击。当古人们在夜晚的洞穴内发现两块石头猛烈相击能发出耀眼的火花时，古人们又进入了人工取火的时代……
这就是中国古人们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辛劳动，才使得人类一步步走出进化的初级阶段，步入更高级的文明。
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
早期的文字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由这两个来源创造出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事字。
考古学家发现，我国最早用刻画符号的方法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4300年)，而公元前6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则是最早出现的采用彩绘符号来进行记事的文化。这些彩绘符号画在了一些钵形器的内壁，大约有10余种，有的似连续的水波或折线，有的只是单位的符号。这些彩绘符号都具有一定的记事意义，而图画文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9年发掘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省、江苏北部、河南东部一带，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在前人刻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开始使用一种刻在陶器上的最初的文字。大汶口文化中使用的陶文，在时间上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笔画形体上看，甲骨文又继承了陶文的某些造字方法，因而，陶文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图画文字。
复杂的陶文
到目前为止，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共发现了9种符号，其中有6种已可解释和译读。宁阳堡头遗址出土的1件陶背年代久远的甲骨文壶上有一个用朱红颜料书写的笔画复杂的文字，释读为“”字，意即花朵的象形文。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了4个灰陶樽，樽口沿下面相同的部位上分别刻有形状各异的文字符号。这4个字，有2个为象形字，一个像长柄的大斧，释为“钺”字；一个像短柄的锛或锄类，释为“斤”字。另外2个类似会意字，有人认为是同一个字的简体和繁体的2种写法。一个字的字形为小舟或山上顶着太阳，释为“旦”或“”；一个字的字形像是在“火”和“山”上再加了一座五峰的山，释为“炅”或“”字。在陵阳河向东100千米的渚城前寨上发现了1块陶器残片，上面有刻画后涂了朱红颜色的文字，与陵阳河陶文中的“”或“”字的结构完全相同。由此可见，这些笔画工整、繁复多样的陶文，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对规则的结构并趋于固定化，而且相同的字反复出现于不同地点，写法则像出于一人之手，可能是文字使用比较普遍的缘故。
关于这些图画文字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已是文字，有的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主张已是文字的又有尚属初步发展和已属比较进步的文字之别。主张不是文字的也有程度不同之分：有的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范畴的符号或图形体系；有的认为它们与后来汉字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是一种原始文字。从现有全部资料来分析，后一种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像，但并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选某种器物，如大口樽陶器，并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画方法来做。况且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且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说它是可以用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
当然，文字也是一种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与非文字符号的区别，不仅在于信息载荷量加大，更在于它是以记录语言为特征的，是语言的符号化，非文字的符号则不具有这一功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已能记录语言，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单个的图形，无法组成表达完整意义的句子，而语言正是以句子为基本构成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