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计程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哦？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拨湿透的头发，“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的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十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两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总统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抛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猕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不过在学校时，道德很重，出社会后，道德就变轻了。
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用双脚夹在地上。
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
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
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
我朝她摇了摇头。
把这根烟凑近眼前，读着上面的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