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7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1534页）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清初朴学大师。父亲黄尊素因系东林党人被杀害。甲申变后，事鲁王，官御史。明亡隐居不出，殚精著述，以学濂洛为宗，而劳及百氏，主先务经，而求证于史，豁然贯通。康熙间举的博不就，荐修明史，亦国辞，卒后私谧文孝。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解读〕
黄宗羲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一位博学的思想家，蒋介石称其为明末清初大儒。他把黄的《明夷待访录》说成是他年轻的时候影响最大的三部著作之一（另两部为邹容的《革命军》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用10年时间写成的。“明夷”二字，取自《周易》卦名，卦辞为“利艰员”，喻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他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评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笔之于书，以待之于来访者。今本《明夷待访录》凡二十一册，所涉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而其核心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他以“天下之利”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对君主制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在揭露明朝擢拔人才的诸多弊端的同时，提出关于“学校”的主张，使“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论坛、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
1941年7月，蒋介石《哲学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一文中，对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现在要提倡民权与民主思想，如果我们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棱的《民约论》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比之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洋政治哲学，要切实而伟大……但我们一般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就只知道后出的卢梭的《民约论》，而不知道在卢梭以前一百年，还有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契约论”学说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予以了积极的影响。这里蒋介石把黄宗羲看做是中国的卢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的《民约论》未免有拔高之嫌。因为黄宗羲对封建君权的评论，其中固然也不少的民主性精华，但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还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框架。
1941年前后，正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甚嚣尘上的时期。他打着战胜敌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要人民对他们的独裁统治“尽至忠，行下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他的蒋记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建国工作”、“发动的枢纽”、是“国家的动脉”。蒋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本质，自然受到各界民众的反对。这时推出黄宗羲，不过给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盖一块“民主”的标牌罢了。
曾国藩
“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不识。其于学求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主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170页）
不惟治兵者之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
（转引自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73页。）
〔曾国藩〕（1811—1872）清朝大臣，湘军首领。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52年奉诏以吏部侍郎在湖南团练，后扩编为湘军。1854年发表《讨粤匪檄》，率兵攻打太平军。作战中屡屡惨败，因太平天国发生“杨韦内讧”，遂得以整编恢复。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总领皖、赣、浙军务。1864年7月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举办军工业。1870年7月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受到典论谴责，调任两江总督后不久病死。有《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在古代人物中，蒋介石最推崇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
曾国藩对蒋介石一生影响很大。纵观蒋氏一生，不论治军、治家、治事，处处奉“曾文正公”为规臬。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读的书主要是曾国藩等人的著作，“这个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
曾国藩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我能自强，可以彼相安”。这种自强自立思想对蒋早期的思想影响颇大，以后更成为蒋介石的哲学基础。蒋介石说：“艰困危厄，世所恒有，而自立自强，必当尽其在我。”后来蒋将这种自强自立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新时代的新洋务派。当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很强烈的。但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的依靠内部团结，不依靠外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改变为“攘外必先安内”。而这正是曾国藩以来的老洋务派的一大政治特点。即民族独立受到威胁时，先要“平定内乱”，然后对外作战。“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部好，惟万不得而设备，乃取善和全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蒋介石即以此为原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又其《敌乎？友乎？》也是一篇“一心曲全部好”的“杰作”。此文中公然说：“一般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终就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就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可见曾国藩对蒋影响之深。
同时，蒋介石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他从某种程度上通过曾来接受朱程理学，他向军人灌输曾的“箴言”，要“忍耐”，要“去人欲，存天理”，并按王阳明的心学之道进行静坐，默读，还默念“曾文正之静箴”。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里刻意模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尤为推崇。1924年10月30日，他亲手编辑成五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军校师生人手一册，作为“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之良规”。曾胡等人治兵，中心就是练成一家之兵，这些人宣扬“爱兵如子”，但总是恩威并施，企图建立一支效忠他们个人，任他们驱使的私家军队。正是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思想和他们最合拍。蒋介石在解释革命军的官兵关系时，就毫不掩饰地宣扬这种封建观念，他说：“只要带兵官长，待遇士兵像待遇自己子弟一样，诚心陛下，实力奉行”，就可以“把所带的兵放在自己掌握之中，叫他东就东，叫他西就西，叫他生就生，叫他死就死”。所以，蒋介石本人从一开始就极力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竭力把黄埔培养的官兵变成他的嫡系军队。在实践中，蒋介石还吸取曾国藩的治军之道以丰富他的“剿匪技巧”，如“以守为主，以攻为客”、“用兵不为用民”、“治军之道，以勤为先”等，反复强调，躬亲垂范。
除治军之道外，蒋介石还颇为欣赏曾国藩的用人。他常以曾的“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其用人原则。曾国藩说：“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天下倡”。在蒋眼里，“操守”就是“忠”，就是“气节”，就是“诚实”，“忠诚”是用人之本，是考核人才的标准。
曾国藩对蒋介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蒋介石眼里，曾国藩无疑是一位“全才”。1943年，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对曾国藩作了如下评价：
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不识。其于学求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救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衰世凯
“他总也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违背了道义，他一达到了相当的力量，便要实施他的野心来做皇帝，毕竟皇帝没有做成，自己反而因此忧愧而死。这固然是由于他不知利害，尤其是由于不识时势之故。他没有检查当时的潮流，全国国民都已偏向共和，厌恶专制，大势已去，他却还要倒行逆施，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作了时代的牺牲者。”
（蒋介石：《军人精神摘要》1934年7月18日）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95年，领受清政府练兵之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戊戌变法时，先参加强学会，后投靠西太后，出卖维新志士。从此，升任山东巡抚，又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配合帝国主义绞杀了义和团。1909年，因清朝贵族势力的愤嫉，回河南养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借革命党人的力量逼迫溥仪退位。1912年4月，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独吞了辛亥革命的成果。1915年12月，恢复帝制。次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制运动中，被迫撤消帝制，同年6月，在忧愧中死去。
〔解读〕
1934年9月18日，蒋介石为在庐山接受训练的军官做了《军人精神摘要》的讲话，对孙中山先生1922年1月在桂林作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词加以详细阐释，以使在庐山受训军官“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发扬我们军人的革命精神”，实现蒋介石所期望的“发生革命勇气，来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国家、民族乃得有复兴的希望”。
蒋介石认为，确立他所要求的人生观，识时务是重要条件之一。蒋介石所谓的时务，一是“现在中国一般赤匪，东烧西杀，不但不能善为利用宇宙万物，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建设人类社会的文明，而且反其道而行，破坏宇宙间的万物，摧残社会的生机，毁灭固有的一切文明”；二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到了非统一御侵，复兴民族不足以自存的阶段”。只有明了时务，就可做到：“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惟有统一意志，团结精神，努力于安内攘外，乃为中国军人自救救国惟一的光明大道”。
在蒋介石讲时势时，举了袁世凯的例子。他说：“他总也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违背了道义，他一达到了相当的力量，便要实施他的野心来做皇帝，毕竟皇帝没有做成，自己反而因此忧愧而死。这固然是由于他不知利害，尤其是由于不识时势之故。他没有检查当时的潮流，全国国民都已偏向共和，厌恶专制，大势已去，他却还要倒行逆施，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作了时代的牺牲者。”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动，推行帝制，必然要被历史潮流所吞噬。从这一点讲，蒋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他在民族存亡之时，仍然把“安内”消灭红军，作为“攘外”的前提，从这一点上讲，他与袁世凯一样，不识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