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公报的发表，奠定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表明了美对台关系性质已在改变，它虽然不是正式的协定和条约，“但是，从双方就这项公报所发表的所有官方声明，以及主张华盛顿与北京建立密切关系的人士此间发表的文章来看，赋予这项公报的重要性远甚于重要条约。”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所说，他对中国的七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确是一个并不过分的描述。
尼克松北京之行，彻底打破了******“反共复国”的梦想，它不仅造成台、美关系江河日下，而且对蒋氏台湾政权给予致命一击。******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同时声明，《上海公报》协议无效，台湾不予承认。而尼克松则不断地对沈剑虹下保证：“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当蒋听完沈的报告后，不禁长叹一声：“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了。”
克劳塞维茨
“百余年来，克氏思想对人类投下了巨大的影响，近代欧美各国及日本，都把克氏著作，和我国的《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可见其价值已为举世所共认。”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五卷，第4216—4217页）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1806年参加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时被俘，后获释返回普鲁士。1809年任沙恩荷尔斯特将军所领导的“军事改组委员会”的办公室长，积极从事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工作。1810—1812年在军校任教期间，编写了《军事训练概论》、《信念三标志》等著作，提出发动人民战争、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思想。后升任普军军团参谋长。1818—1830年任柏林普通军校校长。在此期间，克氏研究了从1566至1815年来的130次战役和战争，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战斗经验，写出了三卷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该书在军事思想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早期的进步倾向，用辩证的方式对战争的本质、形式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恩格斯和列宁对此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解读〕
1950年蛰居涵碧楼的******，对于能否保住台湾，他心里最清楚。此刻，面对百废待兴的台、澎、金、马，最感头疼的是海防问题。海峡对岸，中国人民解放军虽遭古宁头登陆失利，但锐气未减，并在沿海集结重兵，时刻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而自己这一边，沿海防务废弛，“国军”守兵不足，装备训练欠佳，尽管三军主帅已定，但仓皇撤退来台，群情仍惶惑不安，战斗意志低落。况海防战线太长，怎能敌得过****军队的凌厉攻势呢？美国人曾预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看来并非无稽之谈。但******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战略家”，在这种情势下，******推出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鼓舞台岛军民士气。
作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以其《战争论》一书闻名于世，受到世界各国军事界的普遍重视。该书共分三卷，主要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战争的辩证的本质，包括军事活动的特点、决定战争胜利的战略要素等内容的战争理论问题，防御和进攻的辩证关系等。克氏的军事思想，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倾向和革命精神，克氏也由此成为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奠基人。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对《战争论》便推崇备至，“不忍释手”、“就是在战场上，也要随时披阅”，感叹其“引人入胜为此”。******以为：“克氏的战争理论，充满哲学的气氛，完全是一部战争哲学；不仅是对于用兵作战方面，而且在政治、外交、经济，以及社会各种活动中，都可以应用得着。”******“学而知用”，将克氏书中的一些理论和思想有机地融会到自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中。例如：他论述战争艺术、战争科学和战争哲学时，几乎都要引用克氏的理论。在《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1963年9月9日）一文中，开篇就援引克劳塞维茨的一段话来说明军事教育的重要意义。克氏说：“大将必具有相当无限大责任之精神力、意志力、品格、武德以及能感动人共赴目的之神秘能力。”蒋以为，军人的意志力、判断力以及感人的品格与精神的养成，“惟有赖于高深的军事教育之涵濡”。他还把克氏的战争理论与《孙子兵法》或儒家学说相互参证，认为克氏所谓的“勇气”（战争是危险之及，处此危境中，最可宝贵之精神，即为勇气），“就是中国哲学中的浩然正气”。
******在“保卫大台湾”中，再次推出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是因为克氏特别注重如何从失败中反过来打击敌人。其中有一段话，对******可说是一支强行针：“一切对于我们不利，并感绝望时，正是最需要使用理智的时候；就是到了失败绝望时，我们亦不可以自己所有的行动，为不合理或不可能，因为如果我们别无良策。只要我们把自己所有微薄的力量，合理地来善为运用，则我们的行动就是合理的。”蒋认为，“这实在亦是现代军人‘变不可能为可能’信念的准据”，是“克氏兵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为其他兵书所不及的一点”。他要求每一个“革命军人”要特别留意克劳塞维茨的这段话，躬身践履，“不论在任何失败绝望的情况之下，还应该把我们一切剩余的微薄力量汇聚集结起来，并做合理的运用”，以“找到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机会……完成你最后胜利和最大战果的目的。”******大谈“勇气实力”、“绝望中之奋斗”的原动力，于克氏军事理论中特别看重其中关于打败仗以至绝望之时怎样行动的思想，并要求每一个军人服膺克氏的上述那段话，当然是与他退缩台岛一隅现实“绝望”处境密切相关的。克氏的理论，为******为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再来，在失败中反过来打败“敌人”提供了依据。1956年5月，蒋在《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中称：“百余年来，克氏思想对人类投下了巨大的影响，近代欧美各国及日本，都把克氏著作，和我国的《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可见其价值已为举世所共认。”这种价值，更可以归结于一点，即“绝望中之奋斗”的勇气，这才是他评价克氏的真正动因。
长冈外史
“不负师教。”
（石丸藤太：《******评传》，第45页，1937年南京版）
〔长冈外史〕（1858—1933）日本山口县人。陆军中将。曾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历任旅团参谋，大本营参谋次长，十三、十六师团长。退役后，任国会议员等。
〔解读〕
1927年11月2日，******在日本特意拜访了他1909年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团实习时的师团长长冈外史。这使长冈对“在留学时代，没有放出什么异彩”的蒋君颇感意外，而蒋临走时，特别写了“不负师教”四个字赠给长冈，长冈骤然感慨：“他所能有今日，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这类美德的缘故罢。”
很显然，长冈老师对于当时身高1.694米，体重59.2公斤，充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的学生并不怎么熟识，也无恩义可谈。但据毛恩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对二等兵蒋志清（******当时的名字）“甚优遇”。所以赠长冈老师“不负师教”，亦在情理之中。然从现有资料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09年11月25日，******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12月5日即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也不可能学到军事科技之类的东西。可见，作为师团长的长冈也不能有恩于这位二等兵。长冈事后回忆道：“留学时代的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要让他与普通士兵一样派去扫马房时，他的面上立即显出一种悲愤的神色，那种气概，几乎无人敢当。”长冈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平淡地描写了******及其战友们离开日本的情况。据他说，19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离日本西北海岸不远的高田镇，当地驻军的军官为中国同行饯行。鉴于中国爆发了反清革命，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决定回国。******感谢日本军官为他们饯行。当时的蒋，因喝了酒，“他的面孔显得绯红”。“当时又有谁会想到，这位学员日后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主席呢？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平淡的。
那么，如何理解对长冈“不负师教”的题赠呢？这是不乏有******自我炫耀的意思，更主要的恐怕是******第一次下野，去日本除了向宋美龄求婚外，想通过一些社交活动了解日本对华政策，借访长冈之机，题字以示自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并有以此打开中日外交局面的意思。
田中义一
“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绝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不许我革命之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六，第230页）
〔田中义一〕（1863—1929）日本长州藩士出身。曾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27年4月，组织日本第二十六届内阁，担任首相兼外相和开拓相（殖民大臣）。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主持召开所谓东方会议，制订侵华计划，并于1927年5月和1928年4、5两月策划出兵中国山东，制造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又策划炸死奉系首领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因遭舆论谴责，于1927年7月辞职。
〔解读〕
1927年8月，在内外交困下，******第一次下野。但他仍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外交方面，决心依靠帝国主义，以为其复职创造条件。但究竟以哪一个国家为主要靠山仍然悬而未决。当时，日本在中国与美、英争夺十分激烈。蒋已谋求与宋氏家庭联姻，出现倾向美、英的趋势。他企望既取得美、英的支持，同时又博得日本的谅解与好感，遂决定利用下野的机会，赴日本向宋家求婚的同时，借机“观察与研究正在进步的日本”，并“与日本各界名流交往商谈”。
10月23日，******到东京后，发表了一篇《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希望日本朝野“彻底了解”他的雄心抱负，即中日必须精诚合作，真正平等；中国要继续北伐，希日本不加干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希望日本“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他先后与日本财界、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作了多次会谈。11月5日，又偕同张群到南京青山田中私邸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两小时。蒋表示自己对田中“以师长相待，毫无隔阂，愿蒙教诲”。
在3个多月前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征服满蒙”、“征服支那”侵略方针的田中，露骨地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意见。田中认为，如果国民党不“统一”长江以南大片疆域，共产党将发展，造成“极大的隐患”。日本反对中国“****”，对共产党的发展“断难袖手旁观”。田中出于控制张作霖、霸占我国北方的帝国主义立场，反对蒋继续北伐，劝蒋“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北方张作霖等以“放任自流为上策”。
与田中的会谈，使******对于反共可以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这点，获得了保证；但是对继续北伐问题，他看到日本有意阻挠，认识到日本不是实现他“统一”的靠山。他于当天日记中说：“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绝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并因此认为他这次日本之行失败了。他说：“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余虽不能转移日侵华之传统政策，然固已窥见其政策之一斑，此与余固无损也！”
******此行的失败，增强了其依赖美国的信念。
广田弘毅
“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
（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二卷，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广田弘毅〕（1878—1948）日本九州福冈县人。1905年入外务省工作。1932年后，连任斋藤内阁、冈田内阁外务大臣，主张“协和外交”，旨在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1936年提出所谓对华政策新方针的“广田三原则”。同年3月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继续推行侵华政策，缔结日、德、意轴心国。1937年6月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日本投降后，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被列为继东条英机之后第二名甲级战犯。1948年12月被绞死，为文官中惟一被判处死刑者。
〔解读〕
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就对日本抱有幻想心理，企图向日本妥协。他认为日中冲突有和平解决之可能。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伸向华北的魔爪，******以屈辱的《塘沽协定》换来平津暂时的苟安，中断了长城抗战开始的局部抗战，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侵略势力以《塘沽协定》之签订，得以使中国政府承认其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合法”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恃无恐地染指华北，推行分离华北政策，妄图炮制出第二个伪满洲国。
1935年1月，为了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心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一部分日本驻华外交官员提出，应变对中国的“水鸟外交”为“啄木鸟外交”。意思即啄木鸟以两足啄木，以利嘴啄入木中，外静而内动，木不空则啄不止。被少壮军人所左右的广田外相便顺风更帆，唱起了“啄木鸟外交”。23日，广田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称赞南京政府反共得力，中国政局渐平稳，中国提案渐次解决，表示日本愿“为求其善邻之实现”努力。但同时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取缔“排日”风潮，以谋日中关系进一步改善。由此广田把对中国的外交披上了“道义”的外衣。29日，热衷于对日谈判、调整邦交的******邀请日本驻华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为中日两国以互助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此时，载于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的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正好发表，******对日本的幻想露骨地表现出来。文章说：“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亦究竟有与日本提携之必要。”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2月14日，******在庐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又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是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他赞扬广田外相的外交演说“是中日关系好转的起点。”